罗文标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在进一步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深化中国-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前中国-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深化的阻碍因素很多，如何认识和突破这一些阻碍因素，如何提升中国-中亚五国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前，中亚各国与中国经济运行的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的现实，是中国-中亚区域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但其在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也蕴含着重要的阻碍因素。基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促进中国-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深刻认识区域贸易合作深化的主要阻碍因素，对建立起与中亚各国共同发展的利益攸关关系，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资源、技术等跨界流动，深化跨境产业链分工和贸易投资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合作的现状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增速快，规模较小
至2017年前半年，中国-中亚国家贸易额已较建交初期提高超过100倍。其中，中-哈双边贸易额增长最快，增速达到46.8%；1-3月，中-哈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21.4亿美元，增长29.7%，哈对中国出口12.4亿美元，增长33.6%，占其出口总额的12.8%，哈自中国进口超过9亿美元，增长23.6%，在其进口总值中占比26.2%，1-6月，对中国出口占哈出口总额的11.7%，从中国进口占哈进口总额的15.4%，中国继续保持了哈方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年1-8月，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实现22.1亿美元，对华贸易占土方同期对外贸易额的约24.9%，中国继续保持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1-9月，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额实现10.7%的增幅，达到34.89亿美元，在其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达到17.5%，中国仅次于俄罗斯保持了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1-10月，塔吉克斯坦的外贸总额达到32亿美元，尽管较去年下降2%，但与中国的进出口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依然超过14.7%，中国继续保持了塔方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二） 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总体顺差，国别差异大
2011年到2013年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动了对中亚各国的资源产品如油气、矿砂、煤铁等的迅速增加，中国对中亚各国的双边贸易总体处于逆差状态；2014年以后，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加之中亚各国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其对中国工业产品需求增加，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开始转为顺差状态。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总额超过965.1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超过629.9亿元人民币，进口达到335.3亿元人民币，实现顺差294.6亿元人民币；中国对吉尔吉斯坦的进出口超过314.5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超过309.4亿元人民币，进口超过5.1亿元人民币，实现顺差304.3亿元人民币；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口总额达到72.7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70.1亿元人民币，进口2.6亿元人民币，实现顺差69.5亿元人民币；中国对土库曼斯坦的进出口近402.1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近22.2亿元人民币，进口达到379.8亿元人民币，2017年前10个月产生逆差357.6亿元人民币。2017年1-10月，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383.7亿元人民，占同期中国在亚洲所实现的进出口商品顺差总额3505.7亿元人民币的10.95%。
（三）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结构较均衡，进口结构较单一
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是中亚五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领域，主要产品包括石油天然气产品、棉花、矿物燃料、矿砂等，而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产品涉及到家居轻纺、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机械、机电、农机、建材、五金器具、家电和电子产品等。根据吉方海关数据，2017年1-6月吉方向中国出口5070万美元，主要商品包括非货币黄金、矿石矿砂、水果干果、豆类蔬菜，同比增长140%；自中国进口65040万美元，进口主要商品包括金属制品、工业制品、服装、鞋帽、药物等，同比增长-0.1%。2017年1-6月哈萨克斯坦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贱金属及其初级制品和矿产品，分别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40.1%和20.0%；哈方自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金属工业制成品、塑料和橡胶、通讯产品等，分别占其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5.4%、15.8%和7.3%，三类产品合计占其自中国进口总额超过68.5%。2016年以来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结构中，机械、机电产品、塑料制品等出口依然占据前3甲，钢铁、车辆及零部件分别下降30.2%、41.5%，化纤制品出口大幅增长近21.0%；油气和棉花进口占中国自乌进口总额的77.4%，塑料和合金等制成品进口快速上涨。
（四） 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互补性强于竞争性
根据UNCTRAD数据库数据，采用SITCREV3分类法可以将进出口商品分为0-9类，其中0-4类为初级品，5-9类为工业制成品，以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和贸易结合度指数（TI）刻画不同进出口商品竞争性，以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和显示性优势指数（RCA）来刻画不同进出口商品互补性，通过分析发现，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中国和中亚五国的ESI指数都处于20-30之间，都比较低，反映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出口竞争性的下降和互补性的提高。从加工的TI指数来看， 2017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TI值为3.64，中亚五国对中国的TI值为2.86，且近5年来TI值都呈现上升趋势，这与重要国家对中国能源类产品的出口提升有关，反映了中国与重要贸易关系紧密度的不断提升。从IIT指数来看，至2017年前半年，在SITC0-9类的商品的IIT值分别为0.42、0.35、0.03、0.03、0.51、0.66、0.59、0.00、0.00、0.67，大部分商品的SITC值都大于0.5，揭示出中国和中亚五国因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形成了彼此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其中，中国向中亚五国出口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中亚五国向中国出口以SITC2、3类等能源产品为主，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特征。总的来说，双方的比较优势产品领域重叠较小，竞争性较弱而互补性很强。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贸易合作深化的主要阻碍因素
（一）中亚五国的经济可持续性差
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经济增速的结构性起伏难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6年中亚五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哈萨克斯坦GDP增速下滑至1.2%，土库曼斯坦下滑至6.7%，乌兹别克斯坦为8%，吉尔吉斯坦降至3.5%，塔吉克斯坦降至6%；至2017年10月，各国经济随有起色，但土库曼斯坦的GDP同比增速降至6.3%，哈萨克斯坦GDP同比增长4.3%，乌兹别克斯坦同比增速7.6%，塔吉克斯坦同比增速5.5%，吉尔吉斯坦同比增速3.4%。而且，中亚各国人均GDP普遍较低，世界银行预测该地区2017年经济平均仅为3.1%。公共债务的GDP比值方面，塔、土、吉、乌和哈方的值分别为5.5%、13.4%、6.7%、5.8%和9.1%，IMF将中亚五国区分为油气出口比重大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和油气进口国的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预期同年尤其出口国的财政赤字和GDP占比为14.9%，其中哈萨克斯坦因意图振兴金融业而划拨资金以及经济多样化迫使国家放弃严格财政限制，预期2017年财政赤字占比将增至20.6%；通胀方面，油气出口国2017年通胀平均为8.3%，油气进口国吉尔吉斯坦的通胀水平为6%左右。总体上，中亚各国要向真正提高经济增速，结构性经济改革意义重大。
（二）中亚五国税负较重和非关税壁垒问题突出
贸易企业的跨国经营，首先面对的就是流转税。在这个方面，哈、乌、土、塔、吉的基本流转税率分别为12%、20%、15%、18%和12%，除塔方外，其他四国没有低税率制度，对出口商品和服务均实行零税率，但根据本国实际，对进口则设置了不同的障碍。在跨国贸易企业面对的公司所得税方面，哈、乌和吉的公司所得税分别为20%、7.5%和10%，土方的公司税基本税率为8%，分支机构20%，石油企业20%，塔方自2017年起工业13%，其他企业23%。关税方面，以中亚五国经济运行较稳定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例，2017年，自重5吨以下商用汽车进口消费税为30%，葵花籽油综合税率10%，面粉类进口消费税11%，灌装果蔬和调味类商品最近一次降税前的进口消费税为50%和70%，此后尽管降低至10%和25%，但提升了非关税壁垒，对相关商品双边贸易造成较大的阻碍，中亚五国非关税技术壁垒总体存在“细、繁、严”的特征。不仅实施进口产品的市场准入管制、还实施严格繁琐的卫生检疫制度、环境保护条款、动物福利条款、社会责任条款等新型壁垒，中国商品出口对方时，哈方需要提供证单超过14份，吉尔吉斯坦要求提供证单13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需要11份，过多的入关证单增加了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延误了跨境贸易时间，降低了双边贸易效率。
（三）中国与中亚五国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低
中国经济腹地和中亚因距离而产生的空间成本较高，对商品集散产生重要制约。中亚各国和中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十分欠缺导致运输成本很高，冲抵了区域经贸合作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基础设施合作建设方面，尽管中国积极介入了如塔吉克斯坦的瓦亚铁路项目（2015-2017）、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项目（2014-2020）等多个基础设施项目，与中亚各国形成了南北中三大陆陆运输大通道，包括6条跨境公路、2条铁路、4条重要管道等，并开通了8个边境口岸，但总体交通基础设施还十分欠缺。而且，中亚五国的铁路自成体系，交通道路标准也不统一，比如中国的1435cm标准铁路轨道和俄罗斯1520cm的宽轨不易连通，使得火车运输跨境必须更换载厢，障碍很大，中亚国家实施的双边协议对过境车辆和货物的现值多，《过境运输框架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根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中国物流绩效指数为3.5，中亚五国2.5，在全球排名分别为28位和130位，反映出中国-中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低水平对贸易合作的大制约，导致双边贸易便利化程度低，在物流与运输服务和高效交通网路建设方面的缺乏。
（四）中亚五国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大，经济自由度较低
中亚各国建国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缺乏持续的系统性建设，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且雷同度高，各国市场化程度较低且异质性很强，基础设施水平落后、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也不统一，未能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对接。虽然自然资源禀赋强但要素集聚与扩散能力低，运输系统不完整，各项合作刚起步，信息、技术、资本、人员等交流有待深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提出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来看，哈萨克斯坦在投资、金融、产权和廉洁程度等方面的指数得分在50分以下，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为63.6，在中亚五国中最高；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自由度为0，金融和产权保障程度指数在15以下，贸易、货币、劳工、营商等指数分别为65.6、65.6、61.9和67.1，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为46；吉尔吉斯坦的产权保障和廉洁程度指数分别为20和27，劳动自由度80.4，其余在60-75之间，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59.6，土库曼斯坦的投资自由指数为0，产权保障指数为5，廉洁程度和劳工资源指数在20以下，货币自由、贸易自由和营商自由指数分别为69.4、80、30，总经济自由指数41.9；塔吉克斯坦的产权保障、廉洁程度和投资自由指数在25以内，贸易自由、营商自由指数分别为68.6和61.1。总体上属于较不自由经济体和受压制经济体，政府在鼓励外企公平参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表现较差。
（五）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制度建设协调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中亚各国因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差异大，导致利益诉求难以统一，各国的异质性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地理地貌、政治经济体制、民族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形态、人文历史等方面，在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外寻求共同的利益焦点难度很高，使得推动贸易合作乃至一体化的交易成本太高。首先是缺乏成熟且有效协调的区域分工来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其次是因各国产业结构的雷同性和其他因素，中亚各国很难达成以产业结构合作协议推动国际专业化分工协作来消化多余产能，使得贸易合作深化缺乏产业基础，再者是因各国市场化程度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发展思路的局限，保护主义思维使得弱化关税壁垒的政策协作难以达成；最后是各国出于本国产业积累和利益纷争，使得区域贸易合作深化的谈判持久反复。而且，中国-中亚各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本身也值得探讨和进一步发展，尽管中亚各国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响应，但很多方面仍处于非正式协议的低级化阶段，自由贸易协定等高级合作形态尚待建立。
（一） 强化制度顶层设计，依托上合组织促进中国-中亚贸易合作深化
在充分沟通协商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区域合作制度顶层设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要求。当前，中亚五国中，哈、吉、塔和乌方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土库曼斯坦为上合组织的友好客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俄罗斯也是中亚五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上合组织秉持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经济、科教、文化、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有效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视为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成果，上合组织也为区域贸易合作深化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合作平台。实现中国-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深化与上合组织发展的有机结合，为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使得区域贸易合作的深化和上合组织发展彼此助推。依托上合组织，强化双边贸易合作的制度顶层设计，积极寻求与中亚五国在商品自由贸易、投资和贸易协定等方面的谈判，升级双边或多边贸易合作、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探索建立贸易合作深化的长效机制，是促进中国-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深化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深化“五通”建设合作，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目前，我国对中亚五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商品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中亚各国都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应抓住中亚各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性契机，展开全面合作，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导向，基于深化双边和多变贸易合作深化，完善双边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等交通网络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以“五通”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完善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各国商业银行的深度合作，提升金融支持，提升我国机电产品和大型机械等成套设备及其技术、标准和服务的出口。深化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国际分工合作，以金融支持中亚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趋势，带动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与中亚五国出口具有互补性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国和中亚各国区域贸易合作的互补性，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提升。
（三）推动区域跨境产业链分工合作，大力发展互补性商品贸易
依托双边制度建设，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特征及其调整方向，促进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提升区域跨境产业链分工合作。从中国和中亚各国双边贸易互补性很强的现实特征出发，大力发展具有互补性的商品贸易，降低贸易合作中的潜在冲突因素。我国应该在继续保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不断提出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根据中亚各国产业结构特征和调整政策，加大深加工制品和高附加值工业品出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料、能源和矿产资源，而这正是中亚各国的禀赋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贸易领域，我国也应该以跨境产业链的深度分工合作奠定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原料、矿产资源和能源等领域的战略性贸易合作；同时，在跨境产业链深化合作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亚各国在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方面的特殊性，引导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或贸易合作结合地方习俗，加强特色品牌建设，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提升中亚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满意度和美誉度，不断满足中亚各国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四）建立国家层面的风险防范机制，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投资合作深化
区域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是中国-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深化的又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贫困、失业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巨大裂隙是中亚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源头，加上极端主义渗透和腐败现象严重，使得区域贸易合作风险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且，除哈萨克斯坦之外的中亚四国都不是WTO成员国，市场准入、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信息透明度做的不够好，跨国贸易和投资企业在贸易投资往来中存在信息不畅，放大了合作风险，降低了跨境贸易投资意愿。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对内建立较系统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强化对中亚五国政治经济运行、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等方面的信息搜集和分析，预警和研判跨境贸易投资风险；在此基础上推出定期或不定期的信息和风险导读，对中亚各国的贸易投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客观评估跨境贸易投资风险，消除在贸易、投资、税收和准入等方面的信息障碍；提升企业风险应急和风险管控能力；鼓励有实力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与中亚各国积极展开贸易合作和在当地投资设厂，利用当地要素资源禀赋，建立境外生产加工基地，建设跨境商贸合作区，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投资合作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