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兰*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我国政府提出了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的发展策略。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针对的行业以及内在逻辑关联，提出我国对外贸易应对这一趋势的具体路径：从宏观政策层面，稳定对外贸易进出口政策，保障良好的外贸环境，促进外贸平稳增长；从产业发展方面，增加进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提升进出口产品与服务质量，促进我国出口制造业产业升级，实现外贸业务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一、贸易摩擦背景概况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分工，中美贸易持续保持增长趋势，中国逐渐成为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最大来源国，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并在2018年达到高峰。主要包括各种名目的关税，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以及美方单方面不遵守贸易协定。
首先是频繁的关税威胁。2018年3月8日，对进口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2018年7月6日，对第一批340亿产品加征关税25%，还将对第二批涉及160亿美元的产品进行评估，同时中国对美国大豆、汽车等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报复性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2018年7月10日，美国公布2000亿美元拟加征10%关税清单，贸易战升级，目标产品清单涉及食品、化工、服装、电视零件与冰箱。2018年9月24日起对中国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并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美国政府称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美国将“立即”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G20峰会上，中美双方达成了贸易战暂停协议：暂停征收新的关税，双方还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加紧磋商，中方则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业、能源以及工业等领域产品，以缓解双方的贸易不平衡。
其次是美方对中方高科技产业的各类非关税壁垒措施。首先是2018年4月4日美国公布301调查清单，主要针对涉及金额高达500亿美元中国大部分高新技术行业，，涵盖领域包括高性能医疗机械、生物医疗、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通过比对可以了解到，美国的301调查实际上是有的放矢地指向《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行业，美国在这些领域竞争实力较强。随后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领头企业实行了所谓的“技术封锁”。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发布7年禁售令。2018年5月22日特朗普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启动232调查，232条款主要是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2018年5月29日，美国宣布对500亿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征税。2018年6月7日，中兴通讯事件告一段落，罚款22.9亿美元，原禁令解除。2019年5月19日，谷歌迫于美国政府压力，已暂停与华为的商业往来。紧接着，高通、英特尔也加入Google的阵营，纷纷开始冻结华为。
再者就是美方单方面不遵守贸易协定，背信弃义。2018年5月19日，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已经形成共识，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不打贸易战，互停增加关税。然而5月29日美方就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高技术产品加征25%关税。美方公然撕毁协议，再度挑起纷争。2019年7月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双方约定在8月进行密集磋商。然而8月2日，美方又单方面声称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给中美经贸谈判造成严重困难。
由此可以了解到，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包括三条主线：一方面是美方提高关税，直接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破坏全球多边贸易互惠互利共同增长的良好局势；另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垄断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压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输出，试图阻断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契机；再者则是美国放弃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条例，单方面基于国内贸易法规出发，多次违背双方贸易协定，企图建立以美国单边主义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格局。
二、中美贸易摩擦内在逻辑分析
（1）基于中国产业战略发展的维度
中美贸易摩擦的初级阶段，主要涉及到的中国行业包括钢铁行业、金属制品与非金属制品、纺织行业以及化工行业等。这些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也是美国的基础性行业，在对美出口过程中频繁遭遇到各种调查以及征税等在所难免。在2012年，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获得超额政府补贴，补贴幅度为18.56%至35.21%，将对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应的保证金，随即对这一行业采取多轮“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措施。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逐步由传统行业向新兴制造业扩散和转移[1]。
伴随着中国出口贸易布局的升级转型，进入2018年以来，贸易摩擦逐渐转向竞争性的产业领域。2018年7月6日确定对第一批34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25%，这340亿美元征税清单主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航空航天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轮贸易摩擦主要针对的是高端制造业。随后美国对中兴通讯以及华为的相关贸易措施，也进一步彰显了美国对于控制5G通讯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产业领先优势的野心。
由美国采用直接关税所针对的行业来看，贸易摩擦初期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基础制造行业，随后转向高端制造业中的高新技术行业。它扰乱了全球产业链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造成全球经济中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与生产效率的下降，并导致全球生产力增速减缓。
（2）基于中美两国贸易政策对比的维度
从美国对中国各个行业启动的贸易调查来看，它最为关注的是我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即认为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并非来自公平竞争，而是来自于国家对行业的各种扶持以及税收补贴政策等。美国在2012年启动“双反”贸易措施。它是指当进口产品以倾销价格或在接受出口国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低价进入国内市场，并对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成员方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恢复正常的进口秩序和公平的贸易环境，保护国内产业的合法利益。2014年3月1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从中国进口的碳素及合金钢盘条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因此美国政府将继续对此类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我国化工行业、装备制造业等行业进行了多次贸易救济调查。
在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之际，美国立即公布301调查清单，涉及行业就包括高性能医疗机械、生物医疗、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这些产业政策都被美国解读为中国为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美国认为，加征关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兑现加入WTO之后的承诺，即实行公平贸易。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确立了“公平贸易”作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2]，与此同时，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以政府补贴的产业性政策在美国并未获得更多的支持者，但它却成为美国用来打击中国出口贸易的关键手段。
（3）基于两国经济结构的维度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通过产业升级，大量制造业已经通过产业转移到海外，而中国承接了美国巨量的制造业转移。1947年到2017年，美国私人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47%增长到68%，商品制造业产值占比从39%下降到18%（来自于2018年世界银行数据）。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单纯依靠本国生产，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必须依靠大量进口。而在高端制造业，美国却封锁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美国长期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行限制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美国产品在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在中国高达227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中，美国产品仅占4%[3]。从整体经济结构来看，美国在国内制造业转以后形成的制造业空心化局面务必要通过大量进口满足国内居民基本消费。
三、对外贸易“稳中提质”的基本路径
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我国外贸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努力促进对外贸易稳中提质，坚持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随着对外贸易环境日趋严峻复杂，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大，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业务要实现稳中提质包含两个重要环节。首先是“稳”。2018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30.51亿元人民币，比2017年增长9.7%[4]，由此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基数创历史新高，而在国际市场需求减缓、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客观因素下，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强化的外部环境下，要实现进出口的稳定增长，确实面临一定的压力。其次是 “提质”。提升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支撑性服务质量，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产品中的技术含量，逐步改善整体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国际市场的供需匹配。
1.稳中提质的基础——稳政策、稳主体、稳市场
要保障外贸业务的“稳中提质”首先就是要考虑的就是稳定进出口对外贸易政策。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继续推进稳定外贸相关政策的落实，在新形势下加强各项外贸应急政策的储备，积极协调各出口业务部门职能流程的规范，进一步理顺我国的进出口审批流程，创造良好的对外贸易政策环境。与此同时，逐步降低进出口环节的制度性成本，促进进出口业务管理水平的效率提升。逐步推动国家间的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间自贸协定，促进各港口经济及其腹地保税业务的深入发展，提高进出口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结合稳定进出口业务主体方面来看，一方面发挥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力度，助力企业增加竞争力，从金融服务、减费降税政策等全方位保障民营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逐渐培育具有良好进出口业务前景的跨国企业与合资公司“走进来”，不断推动经营主体的多元型和复合型，促进进出口业务主体的多维构成，推动进出口业务现代公司管理机制的逐渐成熟，从而实现进出口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是稳定进出口业务市场，借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契机，积极拓展对外出口的多元化市场。从2019年1-4月的数据来看，中国已经借力“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28.7%，其中对美国贸易总值1.1万亿元，占比下降11.2%。同时与欧盟、东盟等国的贸易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速分别达到11.8%与9%[5]。推动国际贸易输出市场的良性发展，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可以有效降低单一外贸市场依赖对我国进出口业务的影响。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使我国抵御外贸的风险能力大大增强。除了打造出口网络布局以外，通过进口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品牌成熟度高的产品来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柔性化多元化需求，改善我国进出口结构的同时，倒逼我国的进出口企业进行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改善服务模式，获得更多潜在国际市场份额，促进企业获得长远竞争优势。
再者则是稳定出口商品结构，推动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贸易摩擦背景下，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的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持续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2.97万亿元，增长4.5%，占出口总值的58.6%。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竞争优势，出口9245.4亿元，增长5.8%[6]。保障稳定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有效保障行业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与时间，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加快自主创新。
2.稳中提质的关键——促进进出口行业质量提升与进口结构优化
要促进中国进出口业务的良性发展，最为关键的依然是进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通过鼓励促进高技术、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进出口，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当中的地位，不断优化进出口结构，逐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个性化需求。逐步倡导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管理创新，发展对外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运用多种经济政策助力外贸企业的内生可持续增长，不断培育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为进出口的稳定增长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推动中国整体进出口业务由量到质的关键性转变。
（1）首先，由贸易摩擦所涉及的行业分布来看，主要包括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领域以及政策重点扶植的战略性行业。目前，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当中最领先的是电子行业，而电子行业中具有技术优势的就是通信设备制造和终端制造[7]。因此，对于出口型高端制造行业的企业来说，利用工业4.0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新理念，促进中国进出口企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战略性转变，提高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在重点出口行业领域，例如通信设备等高端制造业方面，加深自主研发与自主创新，促进产品能够更好地匹配国外的高端市场需求，成为工业4.0生产模式下的核心供应链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出口利润。
（2）对于国家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5G通讯技术等有可能引导未来产业革命的高端新兴技术行业，全方位积极加大新材料、新技术、新服务业态的研究。这是未来我国进出口贸易乃至世界各国贸易争端可能关注的重点领域。通过产学研融合、创立国家高精尖实验室、建立高端行业示范园区等多种方式促进行业研发的深度推进，并进行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工作，从而实现先进技术“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提升我国高新产业在制造、商品研发、原料采购、商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等产业链中利润较高的环节持续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3）再者，引导对外贸易模式创新，提升外贸行业服务效率。通过对比我们了解到，中国在硬性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在软性制造领域却一直落后。从发达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规划可以了解到，目前制造业的主要附加值不断从硬件向与商品有关的软件、服务以及解决方案等领域转移。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培育外贸竞争优势的新增长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实现国内产品结构和行业服务模式的逐步转型升级。
（4）最后，深入调研了解进出口贸易中进口方国家消费层级、行业发展劣势以及我国出口贸易的竞争比较优势，有针对性地向不同国家和地区输出匹配当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从整体对外贸易布局上实现进出口业务的逐步优化。在输出的过程中，协同我国的进出口业务发展路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全面升级。例如将我国的高铁产业向东南亚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进行深化高铁合作，通过扩大区域间合作关系，加强进出口贸易的扩散效应，并逐步延伸至未来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如英国和德国等。高铁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动“高铁”出口的同时，还将带动高铁，水泥以及电力设备等行业的出口，通过多渠道多方位输出我国的高端制造业，促进我国整体进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