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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创新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发表于:2019-09-03 16:07 作者:admin

南 楠  新疆财经大学


摘要:习近平主席提出金融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核心竞争力,要求以高质量、高要求、高标准的金融创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服务。当前,“一带一路”金融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资金融通、金融合作、惠普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均取得重要创新成就。但现阶段的金融创新发展依然存在瓶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从创新设计金融架构,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创新风险分散产品,健全风险管控机制;创新培养金融人才,丰富金融实战经验;创新运用人民币,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等方面,来推动金融创新,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不断提升沿线国家的金融服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共建“一带一路”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亦是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时代需要。2019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会议回顾了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呼吁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地区金融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化,开放程度也不断增强,但沿线地区金融服务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各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金融创新作为摆脱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稳步增长的重要保障。对企业来说,金融创新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优化了经济结构;对金融行业来说,金融创新使其获取了超额利润,推动了金融发展;对国家来说,金融创新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与竞争力,提升了国际地位。为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积极开展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为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新路径。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创新取得的新成就

(一)投融资业务拓展迅速

自首届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各金融机构在全面落实“资金融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顺利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并在一年内完成了相关增资程序。截止20193月底,丝路基金使用人民币签约投资额超过180亿元人民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可持续发展资金支持;二是,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试点取得新进展。截止20193月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额超过3000亿元,试点规模也逐步扩大,拟发起设立的7只实体基金规模约500亿元;三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合作正式启动,成立了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培训学员覆盖中亚、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近40个国家;四是,“一带一路”沿线银行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逐步成熟,为成员国探索新的投融资合作提供机遇,目前已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及地区的8家金融机构,接受承贷总金额近400亿美元[1]

(二)与第三方金融合作得到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非常重视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的融资与合作,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可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开发银行以及泛美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覆盖了中亚、非洲、拉美等多个地区,涉及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2016年,中国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并鼓励中资金融机构与其开展融资合作。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与EBRD签署了加强第三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深化中亚、中东欧等沿线地区的投融资合作,产生“1+1+1>3”的效应。另一方面,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主要国际机构开展能力建设合作。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了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与非洲开发银行设立了双边技术合作基金、与泛美开发银行设立了能力建设技援基金,均对“一带一路”投融资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方金融机构也为沿线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了技术和智力支持,涉及金融项目融资产品和风险管理等多个层面。

(三)绿色与惠普金融得到推广

践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2016年,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议程,鼓励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的发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提升沿线国家投融资绿色化水平。截至2018年底,中国绿色债券的发行量达2826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绿色债券第二大发行国,其中兴业银行绿色债券发行量占全年发行量的23%,成为全球绿色债券第二大发行人。2018年,中国与英国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绿色金融要素融入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中。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9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2]。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均衡,投融资服务成本较高,而惠普金融凭借其对象的普惠性优势,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契机[3]。近年来,惠普金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金融科技为重要载体和工具下,各国利用互联网、手机银行、移动支付等创新元素开展金融业务交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多渠道、广覆盖的金融服务。

(四)人民币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认可度与接受度逐步提高,同时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亦日益完善。具体表现为:第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不断推进。20185月,CIPS二期全面投产完成,进一步提高了人民币跨境支付使用和离岸资金的结算效率。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到CIPS建设中来,CIPS实际业务范围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及地区。第二,本币双边货币合作不断深化。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21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6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机制,与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第三,人民币计价结算功能不断完善。20183月,以人民币交割结算的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并引入了境外交易者;同年5月,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第四,本币债券市场不断发展。早在2017年上交所就设立“一带一路”债券板块,并先后发行了三个首单“一带一路”熊猫债券、建设公司债券和民企债券。2018年沪深交易所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债券试点的通知》,进一步拓宽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金融通渠道。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创新的困境

(一)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够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地区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其主要表现为:“一带一路”参与国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社会资金流回实体经济不足。首先,信贷市场“歧视”中小企业现象严重,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明显弱于大型企业,难以从银行类金融机构部门获取数目较大、时间较长的中长期贷款额,大量资金都用于大型项目的投资建设,忽视了中小企业的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债券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以中小企业的资历和规模要想发行债券融资是相对困难的。最后,股票市场结构不合理,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匮乏。

(二)沿线国家金融市场服务水平不高

沿线国家传统银行类金融机构“僵”化,服务水平亟待提升。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的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且相对较为集中。目前,我国只有10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分支机构。其中,子行18家,分行40家,代表处10家,25家一级机构在2014年以后设立的,且这些机构大多集中在东南亚、西亚以及俄罗斯地区[4],分支机构的集中布局,将不利于商业银行提供广泛的资金融通服务。其次,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较低,难以满足对外投资企业的金融服务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仍然较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各国银行设立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数量少,且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使得境外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合作难,无法满足企业对境外资金的需求。

(三)沿线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程度较低

沿线国家市场依然以传统产品为主,产品结构趋同、内容单一,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匮乏,缺乏创新活力。尽管金融科技不断发展,金融产品大量涌现,但同类金融机构的产品同质化现象普遍,金融产品在种类、内容以及功能服务上都高度类似,没有注重产品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原创性。金融产品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效仿现象严重,使得金融产品创新动力不足,无法及时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例如,企业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不同规模水平对金融产品有不同层次的需求,而金融市场上近乎一致的产品,使得企业能够选择的余地较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企业对专业化、差异化、高端化的金融创新产品需求日趋强烈。

(四)沿线国家金融风险较大

“一带一路”倡议中金融创新的潜在挑战,就是资金融通面临着较大的风险。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中,低风险级别国家只有新加坡;中等风险级别国家有27个,占据绝大部分比重;高风险国家有7个,沿线区域的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而南亚和西亚地区风险尤其突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新兴经济体的风险评估结果普遍要比发达经济体低,尤其体现在经济基础、政治风险和偿债能力三个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基础整体较为薄弱,结构单一,稳定性差,政治风险较高,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替频繁,且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差,政府偿债能力不足。目前,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向好,但沿线地区国家众多,币种偏小,国际流通性较差,汇率制度也存在差异,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融资风险仍然存在一定的顾虑。

(五)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力度不够

金融需要创新,但并不是毫无节制、自由放任的创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多且杂,各国的金融监管条例又较为宽松,没有标准化、统一化、专门化的区域间金融监管机构。例如:当两类或两类以上的金融业务有交叉重合时,就会出现监管的漏洞或法律的空白。这不仅使金融机构有机可乘,助长了其从事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创新业务,还使得金融产品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效仿跟风现象严重,从而引起金融创新产品的负面效应外溢,影响跨境资本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间的流动速率。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频繁,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市场也深受其害,加剧了“一带一路”地区的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扩大了区域内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各国和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

(六)沿线国家金融人才和金融经验缺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缺乏国际化的金融专业人才。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才的具体需求话题备受关注,尤其国际贸易类人才和金融类人才热度最高,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人才越来越重视,且现有的专业人才储备较少。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对各参与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投资建设项目,亟需精通语言、宗教、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金融机构还缺少对外业务方面的经验。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区域性的大型机构外,鲜有各国独立的金融机构参与到国际性金融合作之中,各国中小银行“走出去”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对外拓展业务较少、规模小,实践经验缺乏,影响其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积极性。

 

三、化解“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创新困境的出路

(一)创新设计金融架构,完善金融体系建设

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积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资本金融市场。政府要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即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发展路线,又优化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各国政府向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委托贷款和银团贷款来提高企业的授信度,使得中小企业获得尽可能大的融资规模;降低债券市场的准入机制,在保障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础上,让更多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本地债券来筹集资金;合理调整股票市场的结构,使得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上市公司比例结构合理,形成一个正三角形的成熟资本市场。为适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需要,各国不仅需要创新信贷、债券、股票市场,还可以通过各类金融市场的交叉融合,建立一个针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新兴融资市场。

(二)创新金融机构服务,提升国际化水平

强化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加快其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优化“一带一路”沿线金融机构的布局,在东南亚、西亚以及俄罗斯等金融机构分布集中的地区,要注重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在中亚、南亚、中东等金融机构分布稀疏的地区,要注重分支机构建设,扩大各类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各国企业还要充分利用好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区域性的大型金融机构,借助国际化的平台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都是对“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但与传统的金融机构相比,亚投行以提供贷款投资为主,丝路基金以提供股权投资为主,再配合债券、贷款或股权、提供担保等多元化的综合性融资服务,很好的将银行贷款、股权投资和债券融资等方式结合在一起,极大的提高了企业融资的效率。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金融机构要借鉴其运作模式,积极共建国际化标准的创新融资机构,更好的为“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服务。

(三)创新金融产品研发,满足企业实际需求

加强对金融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金融机构研发创新型产品,推出新业务、新服务。各国要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对抄袭、效仿的“山寨”产品进行严格打击,对自行开发的创新型产品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抵制普遍化、一致化、传统化的低层次产品在金融市场上流通使用。在现代科技与现代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现有的金融产品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外商投资企业对金融产品有着更高的特殊需求。“一带一路”沿线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时,要借助现代金融科技的手段和电子化的平台,结合各国海外投资企业的不同需求,为“一带一路”沿线企业提供有效的投融资信息、资产管理、风险评估等跨境金融服务,满足其资金借贷、转移支付、跨境结算的实际需要。

(四)创新风险分散产品,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优化金融风险管控,降低企业金融风险,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更多资本,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在管控风险产品创新方面: 一是针对“一带一路”地区金融业务活动的特殊性,在类型、级别、期限、保险费、标的物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为企业提供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化保险服务产品。二是开发配套的资产保值与风险对冲理财产品,结合衍生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资产管理、财务顾问、风险管理等服务。三是保险机构要结合证券、基金、股票、信贷、债券等产品,来进行保险业务的产品创新。在风险管控创新方面:首先要借鉴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模式,总结归纳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服务中的各项风险,并对相应的风险指标进行评估和监测,构建出一套针对“一带一路”地区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方案;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加强征信机构、评级机构、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建立征信信息共享和信息披露平台,有效防范“一带一路”跨境金融风险;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5],不仅要加大创新、开放和监管力度,防范各自金融监管范围内的风险变动,还要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需要。建立良好的风险管控机制,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措施之一。

(五)金融创新培养金融人才,丰富金融实战经验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创新发展离不开国际人才的推动,高素质人才是金融创新的领路人、指挥者。无论是金融机构、跨国企业,还是投融资项目的选择、金融风险的管控、金融产品的创新等方面都需要专业的金融人才和丰富的相关金融工作经验。“一带一路”地域条件复杂多变,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历史文化、语言习俗等存在差异,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对专业金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力强,还要能在多国之间进行无障碍的交流沟通,熟悉各国与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此,各国在提高薪资待遇,积极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还可以联合设立金融人才培训基地或机构,专门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和输入兼具国际性、专业性、综合性的金融人才,为金融创新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金融机构要积极“走出去”,不能局限于国内市场,要以开放性和前瞻性的眼光和储备人才和资源,积极参与国际性的金融合作,加强高层金融人才之间的交流沟通,开阔其眼界,碰撞出新的火花,提升创新精神,提高金融服务能力。

(六)创新运用人民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我国金融创新的重点建设领域在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会为“一带一路”的金融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在经历欧债危机、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等国际性事件之后,全球经济并不景气,美国与欧洲国家相继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更是深受其害。世界各国呼吁建立多元化的世界货币体系,防范世界金融风险。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后,作为国际货币被各国广泛储备和运用,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更好的国际货币选择,削弱了美元对其区域内经济的影响[6]。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需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鼓励和推进人民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进行直接报价、交易和结算,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地区金融贸易中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降低美元等大国货币对贸易往来的不利影响[7],而一旦人民币被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接纳和使用,就会形成很强的使用惯性,使人民币国际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最终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去美元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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