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娟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软件业重视程度的提高，我国软件对外贸易发展加速，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贸易出口市场日渐多元。然而，由于软件功能标准与国际对接不畅、软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要素成本不断攀升等原因，我国软件出口企业面临诸多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事实数据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软件贸易出口面临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剖析，由此提出促进软件贸易出口的具体升级策略。
软件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代信息革命的核心力量，扩大软件贸易出口是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近几年，随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软件贸易出口规模大幅提高。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2月，我国软件贸易出口额达到76.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是2012年同期出口额的1.6倍。然而，在软件贸易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国际标准对接不畅、自主创新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较低等原因，我国软件出口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总体规模小、出口市场集中等。为了有效提高我国软件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助推软件贸易出口发展，2018年4月12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表示，我国将制定新时期软件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并加大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研发应用的支持力度。基于此，深入研究我国软件出口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并探讨应对问题的升级途径，对促进我国软件贸易出口，推进对外贸易总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软件贸易出口存在的问题表现
（一）软件贸易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总体仍然较小
近几年，随着我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稳步发展，软件业贸易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据商务部和商贸服务业司与《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7年间，中国软件业贸易出口的合同数总量由3.9万份增至5.3万份左右，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软件出口的执行金额由97.3亿美元增至近4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5%；我国软件实现出口收入额由469亿美元增至53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8%。其中，2017年全年，我国软件业实现出口收入53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4%。然而软件贸易出口在我国2017年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仅为3.5%，较2016年增长了近1%，总量仍然较小。以软件产品为例，2017年，我国软件产品出口额为14.6亿美元，是2014年的一倍之多，但却不足我国全部产品出口总额的0.1%，且在软件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也仅为2.7%。近几年，我国软件贸易的出口规模虽然在逐步扩大，但总体出口规模仍然较小。
（二）软件贸易出口方式少，且主要为信息技术外包
我国软件贸易出口方式较少，主要分为软件产品出口和信息技术外包实现的软件出口两种。其中，信息技术外包带来的软件贸易出口业务较多、占比极高，是实现软件贸易出口的主要方式。据历年的《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显示，在2013-2017年间，我国软件技术外包在软件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依次为95.7%、97.6%、94.88%、96.6%、97.3%，均大于90%。且2017年，我国软件技术外包带来的出口额达523.4亿美元，较2016年提高了4.4%，在软件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为97.3%。并且，信息技术外包的主要类型有三项，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软件研发外包以及运营和维护服务外包。其中，软件研发外包占据的比例最大，对信息技术外包的促进作用最强。由2013-2017年历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软件研发外包在软件贸易出口量，在信息技术外包中的占比均超过了60%。现阶段，我国软件贸易出口方式只有两种，且主要为信息技术外包，而信息技术外包方式又以软件研发外包为主。
（三）软件贸易出口市场日益增多，但仍较为集中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软件技术和服务的不断提升，我国软件贸易出口市场范围逐渐扩大，东亚的韩国、南亚新加坡等国也逐渐成为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重要市场。近几年，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导下，我国软件贸易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家，成为我国软件出口的新兴市场。据中新网2017年6月20报道显示，截至目前，我国软件出口市场已扩展至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然而，长期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一直是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主要市场，且至今占比仍然较高。据《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初，我国向美国、日本和欧洲德国、英国、芬兰、瑞典等国家的软件出口额，在软件业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依然稳定在50%以上。总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但美国、日本和欧洲仍是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集中市场。
（四）软件出口基地城市发挥了示范作用，但引领效果尚不显著
当前，我国共有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分别为大连市、北京市、济南市、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西安市、成都市、长沙市、珠海市和广州市。在我国软件贸易出口过程中，这11个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城市不断创新发展，增设IT解决方案及高附加值业务等，发挥了一定示范作用。据《中国软件出口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城市的软件出口总额为217.6亿美元，在全国软件业贸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63.6%。虽然软件出口基地城市的软件出口较多，且突破了部分重大应用项目，但目前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软件贸易出口的带动和引领效果尚不明显。据新闻网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仅有陕西、云南和安徽三省的软件出口增长率超过了20%，其它大多数省份的软件贸易出口仍然较少。以杭州市软件出口基地为例，该基地建立的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分拣、智能电网调控调度控制和切换分级炼油控制等系统，处于世界前列，但也仅带动了2017年浙江省软件贸易20.1%的出口增长。可见，国家级软件基地在我国软件贸易出口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示范作用，但目前的引领效果尚不显著。
二、当前我国软件贸易出口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国内软件功能标准滞后，与国际对接不畅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软件业资质的测评标准正逐渐趋同，有效提高了国际竞争的公正和公平性。然而，由于我国软件业起步较晚，初期仅将软件发展市场定在国内，对软件功能标准的国际标准制定重视不足，致使国内软件业功能标准滞后，与国际对接不畅。以软件出口企业能力成熟、是否可承接国际大型项目外包业务的认证标准CMMI为例，据工商部与新闻网整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4月，我国通过CMMI5认证的软件企业不足100家，与国际水平相比较低。另据2017年12月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发布的《软件功能安全标准白皮书》显示，从不同行业、软件落实程度和软件标准完善度而言，我国与国际水平都存在着一定差距。例如，在汽车电子软件方面，我国汽车电子软件功能安全标准刚刚出台，技术应用的支撑能力较小，而国际汽车行业早已将ISO 26262标准纳入汽车软件法规中，并得到了良好应用。在轨道交通行业的软件标准方面，我国以传统国标为主，而国外拥有包括基于IEC61508的EN50126、EN50128、EN50129的完善标准体系。近几年，我国虽加大了对国际软件认证资质和相关证书的重视程度，但总体而言，我国软件业功能安全标准的总体规模依然较小，安全性与国际相差较大，是制约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重要原因。
（二）软件业总体自主创新投入不足，缺乏国际竞争力
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软件著作权登记量突破了70万件，同比增长85%，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得到迅速应用。但总体而言，我国软件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依然不足。据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重点软件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均不足11%。相较而言，国外软件企业的自主研发投入要高出我国许多。据界面新闻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英特尔、默沙东公司和瑞士罗氏、诺华公司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1.5%、25.4%、21.9%和19.4%。并且，以软件企业的研发投入为例，据FactSet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亚马逊加大了在AWS云计算、语音助手Alexa与计算机视觉等方面自主创新投入，共投入研发资金2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我国软件投入排名第一的公司是华为，但2017年，华为在自主创新领域的投入仅为138亿美元，较亚马逊低出88亿美元。且除华为外，我国其他软件公司的自主创新投入普遍较低，致使软件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难以满足国际市场的广泛需求。相较而言，印度较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且在软件自主创新方面投入较大，因此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服务市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软件企业自主研发与创新投入不足，致使软件贸易出口缺乏国际竞争力。
（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发展压力加大
近几年，我国软件行业的人力、交通、房租、水电和税收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加大了软件贸易出口企业的发展压力。在人力成本方面，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软件业从业人员不断增多。据调查，2010-2017年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由260.3万增长到超过900万。并且，在软件业从业人数增多的同时，人力成本也不断提高。据软件行业统计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软件服务业的人力成本逐年提高，年均增幅达10%以上。到2017年，我国软件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总额较2016年增长了14.9%，人均工资增长了11.2%。在房租方面，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房价全面上涨，致使商业办公用用房的租金也不断提高，其中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武汉等一、二线城市的涨幅较大。据新闻网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7年，我国北京市和成都市的写字楼房租的均价由40元/ m2和12元/m2上升到了330元/m2和100元/m2。而我国一二线城市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且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也均位于一二线城市，因此可知，近几年，我国软件业的房租成本大幅提高，增幅达8倍左右。而人力与房租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提高了软件出口企业的发展压力，也影响了软件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软件贸易出口企业知名度低，国际影响力不足
现阶段，虽然我国软件贸易出口已初具规模，且出口市场基本形成，但受制于软件企业规模和技术等因素，我国软件出口企业的国际知名度较低。据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软件百强企业”报告显示，在国际软件百强企业中，美国软件企业的占比达75%，包括微软、甲骨文、惠普、苹果；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软件企业占22%，如西门子、达索系统、Open Text、富士通；而我国仅有东软集团一家企业入围。并且，作为全球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在我国软件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一的华为，至今仍未入选国际软件百强名单。由于我国在软件业贸易出口中缺乏“拳头”品牌与龙头企业，且我国软件出口企业提供的软件外包、技术许可和境外数据等业务的技术含量均较低，致使国外对我国软件服务与产品的认可度较低。据美国行业协会调查显示，在美国软件出口交易领域，超过85%以上的人们认为，中国的软件产品与服务属于低端业务，要想做软件出口和服务，应该选择美国、印度、德国等地区。总体而言，软件企业整体知名度较低，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整体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不足，也是我国软件贸易出口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升级途径
（一）完善软件贸易出口政策，优化软件业营商环境
要想进一步推进我国软件贸易出口，我国应不断完善软件出口政策，逐步优化软件业营商环境。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可借鉴印度政府对软件出口的先进经验，通过政策优惠、支持引导等方式，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并且，政府部门应注重发挥软件产业、金融、财税与外汇等政策的组合作用，通过各部门对软件产业出口政策的协调联动，全方位优化软件企业出口营商环境。如鼓励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承包国外工程并进行对外投资，以此推进软件贸易出口；不断完善软件贸易出口的促进政策，并在财政、税收方面提供优惠；进一步优化出口信用担保与保险体系，降低国际市场波动对软件出口企业带来的损失，进而推进软件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导向，升级软件功能标准
在国际市场中，CMMI和ISO9000认证代表着软件产品的质量保证，是参与国际性大型软件项目投标活动的前提。因此，我国软件出口行业应以国际通用标准为导向，升级传统软件业功能标准。以CMMI标准为例，我国软件出口企业应借鉴汇生科技、信雅达、新海宜和积成电子等软件公司的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综合实力与研发管理水平，逐级突破CMMI认证标准。并且，软件企业应将功能标准制定目标尽量定高一些，突破国际软件开发难度最大、级别最高的认证标准，学习合力亿捷、诚迈科技、蓝盾股份和新开普等公司，着力突破CMMI5认证标准。通过不断提高软件企业功能标准方式，进一步提高企业国际影响力，助力软件贸易出口。
（三）加大软件自主创新投入，树立企业品牌形象
当前，我国软件企业出口的首要工作是，加大软件业自主创新投入，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一方面，软件出口企业应增加自主研发创新设计的资金投入，借助国内软件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不断优化基础性研发设计，突破企业软件核心关键技术，积极生产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软件，树立企业品牌形象。同时，软件企业应加大软件服务模式创新投入，逐步向综合化服务与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方向转型，通过增加企业出口软件附加价值的方式，提升软件企业品牌口碑。另一方面，国内软件出口企业应加强与国际知名软件公司，包括微软、甲骨文、苹果等的学习、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知名软件公司的发展经验，结合企业自身特色，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从而树立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推进软件贸易出口。
（四）发挥基地城市引领作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聚集
我国应注重发挥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城市的示范作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引领软件贸易出口企业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外软件市场竞争形势，我国各软件产业基地应相互联合，通过发挥优质中小软件企业的各自优势，开发专业性强、质量好和附加值更高的软件产品与服务。并且，软件产业基地城市应引导基地内优质中小型软件出口企业进行合作、改组或并购，以此形成特色鲜明、品牌效应好、创新能力与产业优势均较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提升园区内软件产品整体质量。同时，在园区内，各企业可推荐龙头软件企业，并借助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吸引高新软件人才集聚，形成类似印度班加罗尔、美国“硅谷”的高新产业带，进而通过高新产业集聚以点带面，提升我国软件企业的品牌形象，带动软件贸易出口。
（五）借助“一带一路”机遇，拓展软件出口市场双向空间
“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使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往来更加密切，因此，我国软件出口企业应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拓展软件出口传统与新兴市场的双向空间。一方面，我国软件企业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优惠政策与优势条件，加强与欧、日等传统出口市场的联系，保证软件出口规模稳步增长。并通过稳步提高对传统市场的出口额方式，为软件出口便利化积攒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信息化程度低，为我国软件出口并树立自主品牌提供了机遇。因此，我国软件企业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扩大软件贸易出口的新兴国家市场。例如，可借助中巴信息走廊平台建设机遇，扩大与缅甸和孟加拉国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并促进软件外包；借助“孟中印缅”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机遇，拓展伊斯兰与阿拉伯地区的软件出口市场。
（六）采取“互联网+制造”方式，推进软件业与制造业融合
现阶段，“互联网+制造”已成为提升各行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方式，软件贸易也不例外。因此，软件出口企业应积极与制造业融合，通过“互联网+制造”方式，形成软件贸易发展的新业态模式，提升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竞争力。具体而言，我国软件企业应借助制造业的制造方式转变优势，通过制造业的协同设计、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等，降低软件生产成本并延伸产业价值链，以此带动软件企业的变革与创新。除此以外，软件企业应在多元领域与制造业进行合作，如大数据、能源和材料等，以此形成全新的产业组织、业态形态和资源配置模式，满足软件业发展的多方面需求，从而有效提升我国软件贸易出口的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