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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防范机制

发表于:2018-05-22 15:11 作者:admin

刘丽娟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与实践,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都给出积极响应,促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由政策驱使逐步转变为市场推动。但是,国内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投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形式的风险,需要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策略来应对。基于此,本文深入总结了国内企业参与PPP投资所存在的主要风险,随后详尽剖析产生这些投资风险的诱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机制。

近年来,公共私营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以下简称PPP)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地铁、隧道、收费公路等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运营型基础设施项目中被广泛应用。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下,截止到201711月初,我国企业投资PPP项目的合同金额高达18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3%,已完成了1187亿美元的营业额,同比增长了3.5%。其中,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项目,占总业务比例已超过了50%,已完成的营业额为55.4%,占比高达48.5%。并且,2017年国家发改委同外交部、环境保护部、外汇局、全国工商联、中国铁路总公司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设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旨在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帮扶中国企业走出去。201712月,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沿线PPP投资规模已经超过60亿美元。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样,当前我国企业参与PPP投资面临诸多较大的风险。因此,研究国内企业参与PPP投资所面临的的风险与防范机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PPP投资主要风险

    (一)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范围内战争频发区域,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因而,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投资,面临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根据弘鲲咨询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存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有的是社会主义体制,有的是资本主义体制。如实施议会制度的有22个国家,实施总统共和制度的共19个,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共有8个国家,实施君主制度的国家共有3个,实施君主立宪制度的国家共有5个,政治体制复杂多样。在此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战争内乱、宗教纠纷、国有化征收风险逐步加剧,导致我国投资存在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根据世纪经济报道数据显示,截止201712月,在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的56个重大项目中,由于企业经营不善致使投资失败的比例仅为20%左右,但由于政治风险致使投资失败的案例占比竟然高达80%

    ()融资风险

我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项目中,也存在较大的融资风险。根据人民网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未来8年,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PPP投资项目,每年需要8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但在统计现有融资资金时,发现支持该投资项目的融资资金仅达到3500亿美金,难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另据世界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中的毕马威预测,到2030年,世界各国累计的资金缺口将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需求约为2万亿美元,但用以维持我国投资相关项目的资金仅有1万亿美元,难以满足我国PPP投资企业的融资需求。此外,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PPP融资受阻案例高达33起,损失金额约为565.2亿美元,涉及近20个国家。

    (三)汇兑风险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较大汇率波动问题,使我国企业与政府投资“一带一路”国家的相关项目,存在较大的汇兑风险。据新闻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四川省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参与越南PPP基础项目投资中,明显存在汇率波动风险。项目建设总投入资金约为7.9亿美元,由于汇率波动等原因,造成该企业在建设期间担负着0.67亿美元的利息。且根据搜狐新闻数据显示,20179月,乌兹别克斯坦货币索姆贬值高达50%。越南货币越南盾在10年之内贬值已经超过了50%,进一步加大了投资的汇兑风险。我国在201710月,参与埃塞俄比亚PPP投资过程中,由于该国货币比尔贬值了15%,使得我国投资企业利益损失率上升了10.2%。同时,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国际货币美元在2017年贬值超过了8%,预计2018年还会持续贬值,这会导致我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中面临严重的汇兑风险。

    (四)投资回报风险

长期以来,“一带一路”沿线中的部分国家由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资金吃紧等原因,致使国内企业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投资收益率偏低,存在较大的顺利收回成本并盈利风险。根据智库资讯信息可知,在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PPP投资项目中,基础设施投资占据1/4,但该项目的平均回报率却不足3%。另据凤凰网国际智库数据显示,我国在实施相关PPP项目过程中,向“一带一路”国家申请的基础能源商标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但截至2017年,我国的商标注册量却只有约30万件,仅占我国商标申请量的1.63%,与我国申请的商标量存在明显的差距。且从现有投资情况来看,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项目,主要以港口、道路等建设为主,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投资盈利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有的项目甚至存在盈利不确定性风险。

    (五)项目完工风险

项目完工风险是指企业在投资海外某项经济活动中,存在无法完工、延期完工,或已完工但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一种风险,是海外项目投资的一种主要风险。根据中国网资料报道,截至2017年初,中国企业参与缅甸水力发电站PPP项目中,虽然已获得了29个项目的开发权,但由于缅甸政策的变动,阻碍中企在缅甸的施工进程,导致剩余的6个项目仍未完工,严重拉低了中方电力企业的运营利润。另外,同样受制于缅甸政府的政策,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云南能投对外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7亿美元开发建设的缅甸诺昌卡河水电项目中的古浪、同心桥两个工程,依然尚未全部完工。而较大的完工风险,严重制约了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项目的投资进程。

二、风险发生的诱因

    (一)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导致国内企业PPP投资稳定性差

    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遍及四大文明、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并覆盖了现代社会三大主流法系。其中,尚未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体系与经济模式的国家所占比例较大,这些国家法治建设之后、政党轮换频繁等现象导致的政局不稳;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地缘政治及其复杂,战争、动乱、罢工等风险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都会给中国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PPP投资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据曼谷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前6个月,泰国政坛各党支持率均大幅下降。执政的为泰党支持率为27%,下降12%,民主党支持率为20.3%,下16.9%。因泰国看守政府权限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各种预算、投资难以实施。2017年上半年,泰国经济增长率仅将维持在1.3%-2.4%之间,而中国企业参与当地基础项目投资额比同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可见,沿线国家的政局不稳定,不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当地PPP投资收益的稳定性。

    (二)国外企业恶性竞争,上扬了我国参与PPP投资的成本

中国企业在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投资过程中,会遇到其他国外企业的恶性竞争,主要表现为咨询服务质量、评价标准、建筑成本与产出的压缩。由此导致我国企业在竞标时不得不在提升质量的同时,利用价格优势来获得最终的标的。据环球网资料显示, 2017年,中国和日本的企业同时参与竞标印尼PPP投资的铁路项目。为了进一步考察中日双方企业,印尼政府派出专业人士对中日企业的法律咨询、工程与金融资本进行了标准评估与评价鉴定。考察结果显示,日本企业的咨询服务与评价标准等水平,远远低于我国企业的标准,但是日本企业始终利用低价格优势进行项目竞争。而中国企业为了进一步的竞标该项目,在以质量为依托下,最终也采用低价策略,利用价格优势获得了印尼高铁项目,但投资成本上升了15.6%。由此来看,其他国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PPP投资的恶性竞争会增加国内企业的投资成本。

    (三)沿线国家的高负债率,致使我国融资渠道不断压缩

    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项目主要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领域,这些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而沿线国家的负债率高、负债能力差异大,使得国内企业在投资时,融资渠道不断压缩。例如,中国企业参与斯里兰卡PPP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时,采用全新的债务问题方案。据原子智库资料显示,从2008年到2017年的时间里,斯里兰卡政府从中方贷款33亿美元,其中过半为利率2%的优惠贷款,也包含浮动或固定利率的商业贷款。截至2017年前三个季度,斯里兰卡的外债达到253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了近140%,其中超过50%是商业贷款。在外债压力下,斯里兰卡运转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难以到位,中国企业在投资时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资金支持,不利于企业的资金回笼。另据搜狐新闻网信息显示,截止到2017年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印度、乌克兰、以色列、塞尔维亚等国的负债率均已超过70%。在此背景下,相关银行提供了高达百亿美元的贷款,用以扶持本国企业,但企业资金缺口仍难以得到弥补,进一步压缩了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

    (四)沿线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国内企业投资PPP项目汇率波动大

目前,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项目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于“一带一路”国家通货膨胀等现象。在PPP项目投资合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维持上升趋势,加大了国内企业投资PPP项目汇率波动幅度。根据凤凰资讯数据显示,201711月,印度统计年通货膨胀率达3.93%20178月,泰国通货膨胀率同比上升了0.32%20177月,菲律宾的年通货膨胀率为2.8%;且预计2017年,孟加拉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至5.31%,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5%-2.6%。在“一带一路”国家通货膨胀现象较为严重的同时,我国企业投资该国PPP项目汇率波动问题较为严重,不利于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PPP投资。以我国投资塔吉克斯坦PPP项目为例,根据《今晚报》资料显示,20174月,塔吉克斯坦通货膨胀率为4.4%,较去年同期高1.9%。在这一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对塔吉克斯坦的能源、电力等行业投入成本上升了近3.5%,在运营过程中的收益也仅为同期的85%

    (五)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较差,降低了PPP投资项目的完工效率

    目前,结合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PPP投资现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较差,严重影响了我国PPP投资项目的完工效率,有的甚至出现项目叫停等问题,不利于相关项目的顺利开展。根据政府采购信息网数据显示,2017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出现运输设施质量差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3,运输绩效指数仅维持在3左右。其中,中亚五国的物流绩效为2.5,在全球排名为120-130位左右;土耳其的物流绩效为3.2,还不及欧洲物流绩效的平均水平4。物流绩效指标偏低,进一步说明了沿线国家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水平较低,大幅降低了国家间交通物流的便利化程度。另据国家视野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国家中,仅有21个国家与中国实现了海航相通,占比仅为33.33%;铁路和海路相通的国家仅有1个,占比仅为1.59%;海路、铁路与直航相通的国家仅有4个,占比为6.35%。可见,我国在参与“一带一路”PPP投资的过程中,受到不同国家基础设施的限制,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进一步降低了相关项目的完工效率。

三、风险防范机制

(一)约定责任主体与赔偿机制,有序应对政治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PPP项目存在国别差异,且沿线国家处于战争内乱多发区,所以国内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不可避免,还存在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为了保障国内企业PPP投资项目顺利开展,应与东道国约定责任主体和赔偿机制,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风险。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时,首先,企业应区别法律变更情况,一旦遭遇不利于项目的法律变更,企业有权要求变更协议内容,提出书面补偿请求。其次,我国企业还应要求当地政府明确约定PPP项目的特许经营期,确保政府改组不会影响投资人权利。最后,特许经营协议中还应与当地政府协定,PPP项目如果被国有化征收,应得到一定的国家赔偿。此外,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PPP投资时,应投保海外政治险,设定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从而有序应对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二)充分挖掘项目公司的自身资产担保,降低融资风险

当前,“一带一路”PPP 投资项目多为大型基建项目,国内企业为了开展跨境经营活动,大部分进行融资贷款,部分项目的融资比例甚至高达90%。而如果发生融资问题,会直接造成项目公司资金断裂。因此,我国企业参与PPP投资,应充分挖掘项目公司的自身资产,质押包括设备动产、土地使用权以及收益权等资产或权利,进行融资担保或保证。例如,2015年,中国电建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应急电站项目,为防范巴基斯坦电费拖欠风险,以项目公司未来的电费收益作为质押物投保,将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最终顺利取得银行贷款。此外,国内企业应不以股东或母公司进行融资担保或保证,进而实现对投资人权益的积极保护,防止融资风险扩大至股东或母公司。

(三)建立合理的付费结算机制,削弱汇兑风险

“一带一路”PPP项目的投资回报与贷款还款,都来源于项目在当地运营生成的现金流。而由于投资人与PPP项目存在国别差异,可能带来汇率与汇兑风险。因此,国内企业应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协商,建立合理的付费结算机制,弱化因通胀率、汇率变动带来的汇兑风险,保障我国企业投资PPP项目的运营收益。一方面,在项目测算阶段,我国企业应合理预估项目所在国的通胀率,将其作为设立付费机制的重要测算依据,选择通胀率变动幅度较小的国家,尽量控制通胀率对项目原材料、劳动力、运营维护等各类成本的影响。另一方面, 我国企业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应协定项目结算币种,可以要求当地政府承诺固定的外汇汇率或外汇储备,且保证坚挺货币的可兑换性与易得性,进而弱化我国企业面临的汇兑风险。

(四)引入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分散投资风险

为了更好地提高PPP投资项目的稳定性,国内企业应积极引入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布局参与,增强整体竞标实力,并且有效分担项目风险。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有效整合投资区域的项目资源,利用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当地政府、项目投资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机捆绑,有效分散投资回报风险,进而提高“一带一路”PPP项目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加快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细致精准的量化评估PPP项目风险。且根据各参与主体的控制风险能力,进行PPP项目风险配置。此外,还需要加大对PPP项目的全流程监管力度,引导第三方机构以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服务、评估等环节,最大化的降低投资风险。

(五)签订长期收益协议,规避完工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PPP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容易造成项目无法按时完工,财务效益的不确定性较高,使得我国投资企业将面临项目完工后的运营和维护风险。因此,为了推动项目的落地及运行,建议我国企业与付费方签订长期收益协议,采用投资入股的合作方式,与收费方共享PPP项目的运营收益,进而保障项目公司的稳定收入。可以借鉴国际港口类PPP项目的合作协议,如马士基集团旗下的马士基码头公司,在取得特许经营权后,与大型航运公司签订长期装卸协议,进而获得港口的长期收益。同时,PPP项目完工后,我国企业应采用委派高管、雇佣本土专业化团队的运营方式,充分结合我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当地的本土优势,进而获得项目所在国的资源支持,有效规避PPP项目的完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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