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直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各国共同加快低碳、绿色和生态化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环境产品贸易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再缩小，另一方面仍面临着国际制衡性的巨大压力。当前，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实现本国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输出也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环境产品贸易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我国环境产品贸易面临的行业、规制、标准及制度性具体挑战，并针对我国环境产品贸易的未来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
一、我国环境产品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贸易规模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从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额来看，2003年时仅为348.82亿美元，但截至2016年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出口总额已高达2098.61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略有下降，但2010年又迅速回升至1677.23亿美元，此后一直保持上升态势；不仅如此，单从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出口总规模来看，自2003-2016年间始终维持上升态势，实现了由最初的424.61亿美元到6651.26亿元的大规模上涨，12年间出口额扩大近8倍，年均增幅则高达75%，截止2016年中国环境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到16096.24亿元，在201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就已接近5%，其中出口6030.01亿元，进口7031.26亿元，充分表明环境产品与服务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占据一定位置。而从进口方面来看，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也实现了持续上升态势，由2003年的287.25亿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1421.75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这些反映出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规模发展迅速的基本事实。
（二）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步缩小
结合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出口规模分析不难发现自2003-2016年，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净出口额始终为负，由最初的-225.68亿美元缩减至2015年的-109.16亿美元，贸易逆差额虽有所降低但始终是环境产品的净进口国，这一方面证明了我国在环境产品研发与制造方面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为有限。但另一方面也应充分认识到，逆差额的缩减也从一定方面证明了我国在环境产品与服务方面与发达国家间差距的逐步缩减，自2006年达到最大峰值417.45亿美元后，进出口差额即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08年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额缩减至-284.16，，截止2016年更是缩减至-109.16亿美元。且结合具体产品类目来看，截止2016年，54项环境产品中始终保持净出口状态的就达到29项。这都证明虽然目前我国环境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十分有限，但占有率却正在逐步提升。
（三）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步突显
一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直接决定其市场占有率，通过计算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可对其进行基本判断。[2]通过计算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发现，一方面，自2003-2016年该指数值始终为负，这说明产品总体竞争力仍有待提升，但另一方面，指数值自2003年的-0.65上升至2016年的0.086无限接近0，也说明我国在国际环境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突显。结合具体产品来看，截止2016年54项产品类目中，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大于0.9的产品种类为5项，指数值大于0.5的产品种类已达到15项，大于0的产品种类则高达29项，其中，以太阳能热水器、其他非电热的快速热水器或贬备式热水器为代表的环境产品，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已达到0.98，蒸汽锅炉等集中供暖用锅炉的辅助设备、蒸汽及过热水锅炉零件以及风力发电机组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也分别达到0.94、0.93和0.92。这均意味着我国在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中应集中力量进一步发展已初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以此带动薄弱行业的长足发展与质的提升。
（四）产品贸易结构存在较大的重合度
综合分析2003-2016年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出口额不难发现，以污染管理和资源管理为主的环境类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仅以2016年为例，排名前5的产品分别为光学装备、器具和仪器，光敏半导体设备，适用于标号为 8501 或 8502 机器的零件，光学装备、器具和仪器的零件和配件，以及光学装备、器具和仪器的零件和配件，占出口总额的63%；在2013年前后，以废水处理为主的环境产品的平均出口额一度高达225.6亿美元，在环境产品总出口的比重超过1/4，2013-2016年期间略有下降，同期资源管理类产品的的出口比重则上升至53.14%，其中以再生能源设备为代表的环境类产品出口额增加迅速，在环境产品出口中的占比一度达到45%。而以清洁技术产品以及环境友好型为主的环境类产品所占比重却十分有限，截止2016年该类产品在环境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仍不足10%。从进口方面来看，排名前5的产品种类也为以污染管理和资源管理为主的环境类产品，分别为光学装备、器具和仪器，光敏半导体设备，用于处理含金属的机器和机械装置，光学装备、器具和仪器的零件和配件，以及他仪器、设备和机械，这充分说明环境产品与服务排名前五的产品既是出口大类也是进口大类，存在较大的重合度，这很可能说明这些产品存在较大的产业内贸易。
（五）产品进出口市场较为集中
从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所涉及国家数量来看已到达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但从区域集中度来看则主要集中与北美洲、欧洲、亚洲等有限区域。查阅2002-2015 年 UN COMTRADE 数据库资料和商务部2016年相关数据可以发现，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我国环境产品出口市场排名前7的国家及地区，其贸易出口额就占环境产品出口总额的60.04%，仅以2015年为例，中国环境产品出口市场排名前3的国家及地区分布为香港、日本和美国，其出口额分别为189.57亿美元、95.38亿美元和90.90亿美元，从2002年到2016年期间出口增幅高达2094%，日本与美国增幅接近分别为1524%和1546%。从进口市场来看，我国环境产品进口也主要源自北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等区域，以2016年为例，排名前3的国家及地区主要为韩国、日本及欧盟，进口额分别为232.42亿美元、189.36亿美元和137.58亿美元；从2002年到2016年期间进口增幅最大的国家则为韩国，实现了由2002年17.18亿美元到2016年232.42亿美元的增长，增幅达1202%，其次为欧盟实现480%的增长。出口市场与进口市场的重合也从侧面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及地区间存在产业内贸易。
二、我国环境产品出口面临的国际制衡性挑战
（一）环境产品贸易面临行业竞争力参差不齐的竞争压力
目前，综合考虑价格优势、贸易数量竞争力及贸易综合竞争力，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在 APEC的54项环境产品清单中，真正量价具优，在国际市场具有明显优势的仅只有“液化空气及其他其他的设备”一个行业；价优量劣或量优价劣，具备相对竞争优势的行业主要有27个。比如，有价格优势但缺乏规模优势的行业主要以“光敏半导体设备”行业为典型代表，不仅无法有效满足国内需求尚需进口，更无法实现产品的国际销售；具备数量优势但无价格优势的行业以“蒸汽或其他蒸汽锅炉”为代表，其多为技术含量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以低价促销而获得出口比较优势。价优但不足以弥补数量劣势或数量优势不足以弥补价格劣势的行业主要有 19 个，量价俱劣的则有7 个，其主要是以“功率超过 5000KW 的其他燃气轮机” “具有独特功能的机器的零件”为典型代表；处于绝对劣势的产品主要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很难与国际竞争对手的抗衡。而且，中国主要出口国环境产品的关税已基本降至1%左右，而我国尚维持在5%左右，整体环境产品出口压力较大。
（二）环境产品贸易面临国际尽快关税普遍下降的规制制约
伴随各国对环境产品价值认识的全面提升，彼此间的贸易互动也更为频繁，也越来越认同和接受“酌情削减或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规制，但我国清单中的环境产品税率却普遍偏高，不仅平均使用税率为 5%， 且以“蒸汽或其他蒸汽动力装置的冷凝器”、“液化空气或其他气体的机器”、“对液体进行过滤或净化的机械和装置”等为代表的产品税率甚至超过10%，“非电力的瞬时或储水式热水器”税率更是高达35%，而税率超过5%的产品数更是高达 15 项，占产品清单的 28%。若仅遵循对高于 5%的产品进口关税税率进行下调，使其低于 5%，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清单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需从4.90%降至 3.06%，这也意味着我国将面临较极大的环境产品关税削减规制压力。
（三）环境产品贸易面临发达国家环境标准提升的隐形贸易壁垒
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制定与贸易相关的政策时对产品的环境影响尤其关注，导致其在各项贸易政策中的高环保要求，[4]其环保政策的基本性质属于W 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定义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中的一些措施，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但操作程序复杂性，实施手段隐蔽，且其环保政策随各国贸易形势的变换而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多变性和事实上的歧视性，形成事实上不断加剧的隐性贸易壁垒。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想要使本国的环境产品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满足该国苛刻的环境政策和标准提升，但限于目前发展中国家在自身技术、实施标准和生产能力方面均较为落后，建立于环保政策基础上的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一段时期内阻碍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入。基于我国目前环境产品多为中低端产品的现状，这意味着我国要实现对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有效占据，将更多依赖于谈判协商，但限于短期内环保产品创新能力和国际贸易规制制定话语权的有限，隐形贸易壁垒的挑战不容忽视。
（四）环境产品贸易面临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制度性制衡
当前，在国际贸易协定中针对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关税税率正在逐步降低，关税已经不是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关键障碍，但以海关行政手续、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等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正在成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所必须解决的制衡性因素。鉴于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与法律制度体系，其在对本国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中所采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导致相关环境产品市场准入条件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透明度、环境产品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特性，使得境外环境产品与服务进入本国市场所必须面对的显性或隐性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激增。考虑到环境产品使用范围的公共特性和特殊技术属性，其已成为政府采购清单中的重要产品，基于此WTO 的《政府采购协定》已明确要求参与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但为扶持本国环境企业发展，不少国家仍会在政策上均优先给予本国企业更大的优惠，也鼓励政府采购时优先购买国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对境外环境产品的排斥性与歧视性。因此，对于我国环境产品出口而言，不少发达国家看似并未征收高关税，但其对于本国环境企业的扶持、对于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无形中加剧了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制度障碍，如何规避这类制度性的制衡已成为我国环境产品贸易发展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三、我国环境产品贸易未来发展路径选择
（一）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产品贸易谈判，逐步提高贸易规制制定话语权
国别制度间的协调统一直接影响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国际通用的标准制定话语权，既是国家间贸易竞争的重点，也是以国际准则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6]作为贸易大国，中国为实现环境产品与服务对国际市场的充分占有，应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产品贸易规制谈判，不断提升贸易规制制定的话语权。从国别制度协调的角度出发，在制定本国环境产品清单时要同时不仅要关注国内标准体系的完善性，更要关注这一标准体系的国际性，即通过参与国际环境产品清单的修改与制定工作，实现国内环保产业政策与国际准则的完美接轨；同时，以贸易大国、环保大国身份积极主导相关环境产品的贸易谈判，在坚持现有环保政策基础上，力推环境产品相关技术的国际扩散，避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幌子的非关税壁垒盛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地区间的贸易谈判中，将符合我国利益的相关内容纳入谈判范围中，制定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切实可操作方案，并将谈判成果广泛用于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
（二）强化与发达国家及地区间的合作，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从我国目前环境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来看，具备绝对优势的仅有1项产品，环境产品总体上技术含量不足，游走于产业链中下端。在实现环境产品贸易市场份额提升目标的过程中，这种格局凸显出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展开技术合作，提升环境产品技术含量的重要性。实际中，要引导环保类企业改变模仿等低层次的创新模式，以制度建设鼓励和促进企业将研发资金多用于自我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比如，针对目前我国在污水处理、垃圾焚烧以及机动车污染控制等领域自创新严重不足的现状，可优先以政策优惠、人力资源优势等吸引外资进入，使其通过技术转让等形式在有限时间内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大幅上升；持续加大吸引外资进入我国环保产业的力度，专门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环境产品关税削减政策，以环境产业合作争取发达国家的环境技术转让，顺应国际市场潮流逐步提升环境产品技术标准。
（三）针对不同国家及市场特点，实行环境产品差异化贸易战略
环境产品涉及不同产业类别，各国不同产业的发展基础也不尽相同，这意味着，有效的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市场竞争，需要结合各行业基础、目标市场特点而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为避免一把抓所导致的重点发展行业不突出现象，国家应选定优先发展的环境产品行业给予政策扶持，以特定产业尤其是瓶颈环境产业发展带动环境产品总体出口竞争力提升。同时，加强环境产品技术信息交流，通过构建环境技术清单与信息数据库实现市场与技术研发间的适时沟通。一般而言，国内经济基础雄厚且对环境产品需求量较大的发达经济体，是我国环境产品与服务的主要出口地区，面对其苛刻的环境产品质量要求，我国应在提升产品技术标准质量的同时，加强贸易谈判以有效降低非关税壁垒。发展中经济体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环境产品需求潜力，我国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鼓励国内相关环保企业积极以跨国投资等形式积极介入潜在市场；针对目标市场的经济环境制定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四）优先发展环境监测与分析类产品，强化高附加值环境产品的竞争优势
我国仍是环境产品净进口国，尽管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环境产品中我国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增长潜力有限。有效提升环境产品国际竞争力要求将高附加值环境产品类目的发展置于较优先的地位。在当前市场结构下，应优先发展环境监测与分析类产品，比如以检测压力的仪器、色谱仪和电泳仪器等精密仪器为代表的、成长潜力巨大的环境监测类产品为重点扶持对象，以制度促进企业内引外联，借助区域贸易合作等形式削弱技术贸易壁垒；通过财税政策支持该类环境产品生产，并力争将这类优先发展的行业纳入环境产品自由贸易清单，为其潜力释放争取有利条件；依托差异化的环境产品竞争策略，优先强化与技术壁垒较低经济体的合作，再借助市场影响力逐步扩大至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同时，鼓励国内环保企业积极参与有潜力的国际环境合作项目，把握国际环保产品标准与发展动向，以深度沟通为环境产品技术进步和市场拓展争取有利市场条件。
注释：
理论界与实务界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关于环境产品与服务界定的探讨，但各国或组织基于自我目标未达成统一意见。至2012年APEC第 20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环境产品才形成了较规范的定义和范围界定。环境服务产业是“从事解决、限制、预防环境问题的有关产业”，专门“负责提供水资源相关、公害、废弃物管理、再利用、再生能源管理、分析、评价等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即为环境服务企业”；环保服务企业的产品即为“环境产品”，其主要包含 54 种 6 位海关税号的环境产品清单。这是目前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认定标准，本文也以2012APEC 环境产品名单为基础展开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