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扬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得我国逐渐摆脱对传统贸易市场的依赖；贸易方式开始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进出口商品构成变化显著；贸易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且与沿线国家贸易结合度上升。未来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以国际产能合作为切入点加强国际投资合作、开展错位竞争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关注环境约束实现产业机构的“绿色升级”，同时加速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贸易。
为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助力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持续升级，“一带一路”战略以构建我国与中亚、东欧、东南亚周边国家的新商贸通道为基本目标，以政策沟通为基础、以道路连接为保障，力求通过建立贸易效益机制，实现贸易便利化。[1]截止2016年“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响应，且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建立工业经贸园区50多个。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拓宽自我发展空间，也可以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未来应如何进一步推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深度与力度成为当下关注的新焦点。这有必要对比分析战略实施前后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状况，探析其对贸易结构的具体影响并预测我国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向，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最终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真正转变。
一、“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一）“一带一路”市场的出口表现优于同期国总体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出口新的增长点
受全球经济、贸易疲软态势的影响，美、日、欧这三大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出口增幅整体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具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对美国出口仅微增0.1%，增幅进一步缩窄；且美国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全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了201亿美元至3470亿美元，同比降幅达到5.5%；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据了总逆差的比重，也下降了3.2个百分点。2015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同比下降 4%，2016年虽有所上升但增幅仅为1.2% ；2015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同比下降 9.2%，2016年有所上升但增长率也仅为1.3%。对比传统出口市场显著的下滑态势，中国对“一带一路”市场的出口表现强势，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为6309.9亿美元，增速虽然下滑至-5.1%，但高于同期总体增速水平-7.7%。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市场的出口表现优于同期国总体水平，成为我国出口新的增长点。且从占比情况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的下滑速度同样低于同期总体水平，近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稳中有升，2016年占比为28.5%，较2015年提升了0.8个百分点。
（二）机电等中游行业成长迅速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初级产品，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出口额最高，达5559.9亿美元，占出口额的26.3%；其次为“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出口额达3448.0亿美元，占比为16.3%；其他产品出口额均小于1000亿美元。而从增速看，2016年我国“一带一路”贸易出口增速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纸制品、机电音响设备、矿产品、塑料橡胶制品和皮革制品。其中，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附件是我国“一带一路”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自2014-2016年一直维持在1/3的份额；其次为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涉及纺织和服装行业，2014-2016年其占比有所下滑，由2014年的13.4%下降至2016年的10.9%；第三位是金属及其制品，涉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行业，2014-2016年占比呈下降趋势，2016年占比为10.0%，；第四位是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涉及化工行业，14-16年占比较为稳定，2016年占比为6.3%，；第五位是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涉及汽车制造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占比波动较大，2015年较2014年有所上升，2016年较2015年有所下滑，当前占比为4.4%。
（三）中国进口来源地由单一的欧美国家扩展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进口市场
在“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下中国已成为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进口市场，作为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大。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一出口目的国，2015年、2016年进口总额度分别占新加坡贸易进口总额的12.6%、13.8%；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出口目的国，2016年进口总额度在该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3%、13.4%、11.1%、8.2%和2.8%。且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对传统贸易市场的依赖度有所减弱，进口来源地由单一的欧美国家逐渐扩展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据数据统计显示，从我国自沿线国家进口看，进口额最高的产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为1109.9亿美元，下降15.1%；其次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进口额为772.0亿美元，增长1.7%；“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进口额为232.9亿美元，下降1.4%；其他产品进口额均小于200亿美元。前10位产品中，除“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下降15.1%外，有机化学品降幅也很大，达到15.2%；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增幅最大，达到60.3%；“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用仪器及设备等”增长26.6%；其他产品增减波动在10%以内。
（四）在贸易主体方面，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但在进口方面外资、国有、民营企业三足鼎立
从贸易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比重稳步增加。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始终保持最高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46.6%上升至2016年的58.9%；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外资企业由35.4%下降至27.8%，国有企业由17.9%下降至13.1%。在进口方面外资、国有、民营企业三足鼎立，不同区域各有侧重。从中国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企业主体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占37.0%、31.6%和28.2%，整体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从区域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进口比重最高；国有企业在中亚、西亚北非、东欧地区的进口比重最高；民营企业在东亚地区（蒙古）的进口比重最高，南亚、东南亚比重也较高。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开始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借助战略规划率先在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开展一般贸易。
（五）以技术装备制造出口为先导，开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产业链贸易输出
比较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以高铁技术和工程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从2004年以前的全自主“中华之星”高铁项目，到2004年之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引入欧洲、加拿大、日本高铁车型加快了我国高铁产业成熟，其不仅已经充分消化吸收了海外技术，且融合自主创新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动车组”产品。这均标志着我国高铁自主技术新高度的标动已经顺利拿到了“准生证”即将实现量产。伴随 2011 年 7 月，安伊高铁项目二期主体工程顺利通车，不仅实现了我国高铁在海外“零的突破”，也迈出了中国高铁走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步；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自2015年来中泰高铁、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特、印尼雅万高铁、中缅高铁四大项目陆续落地，其中雅万高铁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可谓“一带一路”先锋力量。据相关数据统计测算，仅四大项目的远期潜在需求就可达1.2万公里，相当于目前国内在运营项目的一半，新增车辆需求将超过3000亿元；不仅如此，中核集团与巴基斯坦签约3402万元核电站建设项目、2017年葛洲坝集团与巴水电开发署所签订的达苏水电站主体工程建设协议，都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引擎。
二、“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趋向
（一）逐渐摆脱对传统贸易市场的依赖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伴随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贸易程度的深化，我国进出口市场也开始摆脱对固定几个国家的依赖。据商务部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出口方面，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出口市场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由2001年的87.1%下降至2015年的78.6%；进口方面，中国排名前十位的进口市场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也已由2001年的82.2%下降至2015年的70.8%。不仅如此，2011 年东盟更是直接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 2015 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已达到11.93%；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2016年1-9月中国对传统市场贸易情况进一步明显分化。中美双边贸易下降3.3%，在出口方面中国对其出口下降1.9%；虽然与欧盟、日本的双边贸易继续维持了增长态势但增幅却十分有限仅为2.7%和2.9%。与此相对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的双边贸易却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出口分别增长14.9%、14%、11.7%、9.6%和7.8%。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直接带来了对新兴市场的高效开拓，这不仅加速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更通过对自身产品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效拓展了与全球其他经济体合作的空间。
（二）贸易方式开始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
伴随我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升与产业升级的稳步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开始从单纯追求数量转向提升质量， 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一般贸易方式在进口和出口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据商务部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从出口看，2011年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始终以一般贸易为主，占比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61.5%上升至2016年的63.5%；加工贸易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26.0%降至2015年的20.1%；边境小额贸易、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占比较低。从进口看，一般贸易也是中国自沿线国家进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是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61.7%下降至2016年的55.7%；加工贸易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18.7%上升至21.2%；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比重也较高，2016年达18.1%。这表明随着近年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曾经以低端制造尤其是简单代工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正在转型或被淘汰，以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制造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这加速了我国外贸格局加快从加工贸易为主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有助于推动外经贸进一步向上突围。
（三）进出口商品构成变化显著
依据SITC可将一国贸易产品分为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不同的外贸商品构成直接体现一国经济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所在。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来看，进口额最高的产品为初级产品系列的“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进口额1109.9亿美元，这主要在于伴随我国工业化过程的持续推进，对于能源需求也同步上升，但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也会同时带来出口制成品的高级化，不再是低端的初级加工而是技术创新上的研发新产品出口。因此，从出口来看，2015年出口额最高的产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达1165.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的23.8%；其次为“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出口额为92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的18.2%，再次为钢铁和塑料及其制品，出口额分别为237.2亿美元和200.7亿美元，但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均不足5%。这表明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伴随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进加速了产品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使得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和比重逐步增大。
（四）贸易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从国内各省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看，华东、华南、华北是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合作的主要地区，2016年，华东地区最高，达3616.2亿美元，占比为37.9%；华南地区为2842.8亿美元，占比为29.8%；华北地区为1408.4亿美元，占比为14.8%；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华北地区合计占比达82.5%；中部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贸易额较小，均在600亿美元以下。这意味着贸易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呈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态势。
（五）与沿线国家贸易结合度上升
贸易结合度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4]当该比值大于1时即可认为两国在贸易方面紧密相连，否则表明两国贸易联系松散。综合分析2005—2015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状况发现，总体而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2国的贸易结合度基本稳定，结合度指数近年来基本维持在1左右；初级产品的结合度高于制成品；制成品中，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结合度较高。除与越南、哈萨克斯坦、缅甸、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塔吉克斯坦、柬埔寨8国贸易结合度比值始终大于2，表现出稳定的紧密结合态势外，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尼泊尔、文莱、菲律宾及老挝等国则呈现贸易结合度上升的趋势，例如，200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结合度仅为1.88，待至2015年则上升至2.70，与乌兹别克斯坦也实现了1.02至1.58的提升，与文莱的贸易结合度更是实现了由0.51到3.16的跃升。
三、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策略选择
（一）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到具体实施其所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是我国贸易市场的扩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其更关注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在合作目标的设置上应进行长短期划分，短期内注重“软机制”的建设，但中长期目标则应关注贸易平台的搭建；在长期目标设定上则应关注贸易格局与秩序的构建，积极构建全方位的合作机制，实现由基础的区域层面合作到国际贸易格局重建的飞跃。另一方面，可结合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探索性的建立差异化的合作机制。可对沿线国家进行梯度划分，划分为核心区、辐射区、拓展区三个不同的层次，并以技术导向型国家和效益互补型国家构建核心区，通过基础设施共享、产业转移等方式实现贸易领域的有效扩展和区域辐射力的强化。
（二）以国际产能合作为切入点加快全产业链的输出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强化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而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沿线大多数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不仅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且经营环境相对不稳定，外资直接进入将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为突破这一外部环境制约，我国基于自我在石油、 电力等行业较强生产能力，综合考察不同国家的国力、 意愿、市场前景等，优先选择了重点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形成产能合作示范区，这为扩大国家间投资合作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样本。未来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效用，鼓励传统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先走出去，加强与重点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深度；另一方，拓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经贸园区建设，尤其是加快全产业链的输出，通过园区吸引各个企业的参与，扩大园区产品向世界各国出口。
（三）开展错位竞争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得以持续推进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对全部参与国利益的惠及，这就要求在进行产业布局方面应避开优势相同或相似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而应鼓励开展错位竞争，基于不同国家各自的产业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寻找不同的产业合作点。一是，在现有合作协议基础上，强化合作平台建设并积极开展多方谈判，实现对区域内产业的有效布局；二是，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贸易策略，例如对于技术导向型国家强化其与能源国间的贸易联系，以实现对能源价格的管控，而对于劳动指向型国家，关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渠道的构建及制成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三是，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实现贸易合作向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渗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助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四）关注环境约束实现产业机构的“绿色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力图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就必须关注在贸易过程中对环境的维护，即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既要关注沿线国家资源的高效利用，也要实现对生态环境有效维护。一是，在确保产品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更关注于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尤其产品绿色环保性能的提升，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产品能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强化企业自身管理，增强其环保意识，督促企业通过优化生产流程与技术而减少对资源的耗费；三是，政府部门作为监管者应积极促进绿色环保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四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尤其关注产业的生产行为与技术，拒绝严重污染产业的渗入，坚决避免外国污染产业向我国的转移。
（五）加速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贸易
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先实现不同国家间企业的全面对接将有助于国家间产业合作的深入推进，其可有效扩大沿线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机遇，使其直接感觉到“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实惠，这也有助于我国这一对外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一是，全面整合和深化全商务链的信息挖掘和应用，尤其是在发现潜在客户后应充分通过网络交易系统实现彼此信息的深度交换；二是依托目前较为成熟的网络平台，持续推动线上线下外贸电子数据信息传递和共享；三是，强化物流链和金融链协同，进而实现货物高效低成本流转；四是，整合来自网络搜索引擎及各种社交平台的需求信息，实现其与线下各类商贸洽谈会信息的充分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