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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的成因与治理分析

发表于:2017-05-17 17:34 作者:admin

梁利培 郑州财经学院

  摘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重要反差现象,表现为对外投资增速提升但投资利润率不高、对外投资行业不断扩张但高端行业较少、对外并购持续扩张但企业治理能力较差、对外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但新技术获得率较低。从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程度低、复杂地缘因素的阻碍、东道国市场环境条件的制约、国际化人才缺乏和社会文化制度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反差现象的成因,并给出了相关治理意见和建议。

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利用外资实现基本持平后,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在确保年均增幅高达33.6%的基础上实现了连续13年增长;同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不仅如此,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的形式也正从传统的在境外设立贸易公司发展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到境外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等方式开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正在经历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向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但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差现象,需要从理论和实践角度进行认真思考。

一、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差现象

(一)对外投资增速提升与投资利润率不高的反差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1456.7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9个国家进行了148.2 亿美元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2%,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6%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境外企业7961家,投资金额达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2007-20161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64.2%。在对外投资增速快速提高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却没有明显增长。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04-2015年间,美国对外投资年均收益7070.4亿美元且比较稳定,而我国对外投资收入从2004年的185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938亿美元,年均增长87.3%,但收入水平较低,仅为1094.4亿美元,只有美国年均收益的15.4%。从单个年度看,2015年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3.3%,但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1.7%;从一段时期看,2000年至2016年中期,我国共发生2858起对外投资,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根据对中国境内企业在186个国家设立的3.0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抽样统计,基本盈利、基本持平和亏损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87%,仅仅约13%的企业表示盈利可观。对外投资的获益能力和其高速增长明显不匹配。

    (二)对外投资行业扩张与高端行业少的反差

201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涉行业已经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16)》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产业占比0.8%;第二产业占比24%,其中,采矿业占53.9%,传统制造业占29.8%,建筑业占10.3%,电、热、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占6%;第三产业占比75.2%,主要是商务服务、批发零售、交运仓储和房地产领域。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统计,当年中国企业共发生498起对外投资案例,绿地投资案例121起,交易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主要投向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在对外投资行业存量规模上,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有3个存量规模超千亿美元的行业,分别是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中占比37.3%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13%的采矿业,占比11%的批发和零售业,其他行业平均占比仅仅1.8%。典型的、位居价值链高端的行业投资较少,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仅为1.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占比仅为1.3%。以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为例,据《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成为在德国实施绿地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但企业的商业活动约80%集中于商贸服务与物流交通,企业的投资行业约40%投向机械制造、汽车等传统行业,只有不足8%的企业投资于具有高技术特征的信息与软件行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未实现对全球价值链高端行业的占据。

(三)对外投资并购扩张与企业国际化治理程度不高的反差

据商务部和CCG数据,2015年我国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共实施579起对外投资并购,实际交易金额544.4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交易总金额的68.5%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实施742起对外投资并购,较2006年的41起增长18倍,并购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8%。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了197109起并购活动,在境外并购总数中占比分别达到26.6%14.7%。从分布行业看,制造领域的并购项目133个,金额161亿美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个,金额154.8亿美元。据中国企业联合会数据,中国跨国公司100强平均跨国指数,2015年为 13.66%2016年为14.4%,远低于世界跨国公司100强的61.06%2013-2016年间,中国跨国公司百强的跨国指数年均增长约0.11,海外资产营收比从1.06持续下降至0.67。从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案例看,高颖(2009)和闫雪琴(2016)对中国上市公司在2005-2013年间的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并购完成后跨国公司治理绩效有短期上升,但随后出现徘徊或下降;杨俊宇(2015)和杨明明(2016)对2009-2013年间的资源型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研究也得出了跨国并购的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结论。虽然并购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但跨国公司的治理效率并不高。

(四)对外投资规模扩张与高新技术获得率低的反差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2015年,中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当年末境外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达到4.3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978.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二,存量位居全球第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4.1%。但在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密集相关行业如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的直接投资比重并不高,以2015年为例,中国企业实施的全部海外并购中,能源、材料和工业的占比分别为9%5%18%;但在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较密集的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在总对外投资流量中的占比仅为13.9%,在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占比仅为6.1%,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技术获取能力仍处于很低的水平。CCG2015)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际化企业中的认为技术水平较好、一般和落后的企业数占比达到80%,仅有20%的企业的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二、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多边贸易和投资治理标准制定的参与程度低

WTO统计,截止2014年初,WTO收到的全球范围内的各类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超过580个,其中270多个正在实施。现在,自贸区谈判成为重构国际贸易、投资规制和标准竞争的重要平台,投资规制、服务规制成为自贸谈判的主流和重点。当前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国同时也都是一个或多个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以优于WTO的投资贸易条件,紧密连接彼此利益,整个区域成员在经济、甚至政治领域的对外共同发声。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制制定的程度较低。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例,其制定的2万多个标准被世界多数国家采用,到目前,中国仅仅承担ISO50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仅参与626ISO技术机构活动,在ISO标准化制定中的贡献远低于美、德、英、日等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国际排名第一,其ISO标准制定会议召集数519个,在ISO秘书处工作人员数114人,ISO成员国贡献排名第1位,而我国的对应数据分别为126个、67人和第6位,这与我国的世界第2的经济地位和国际投资流量第2的地位极不相称。在我国当前尚未形成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当下,新的贸易规则一旦成型,我国将面临适应新格局、新规则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

(二)复杂地缘政治因素的阻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地缘因素复杂且不易协调。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例,沿线国家呈现多文明交汇、多力量交织、安全形势复杂等特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地缘冲突,中亚和中东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民族与宗教矛盾突出,邻国间关系不睦。西非地区单据造假、虚假交易等层出不穷。中国与有关国家存在岛屿主权和海权争端,也涉及到海盗问题,以及大国对海上战略要道、重要港口的准入权、控制权之争。出于自利、复杂政治因素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针还对我国不断提升投资安全审查标准与力度。以美国为例,早在2012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就提出对“国家安全”的十二项考虑因素,排除或否决中国企业对一些所谓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技术行业等领域的项目投资。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15年年中以来,已有总计近400亿美元规模的中资收购计划绝大部分遭到否决。比如,2016年美国曾单方面认为中资企业收购Lumileds会得到LED芯片技术会危及美国军工业而被否决。这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和技术获取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东道国市场环境条件的制约

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如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制度环境等方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增长的预期吸引了我国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亚洲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使得我国在商贸服务和批发零售行业的对外投资存量比重达到在该区域总投资存量的43.1%13.1%。受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环境管制以及资源制约的影响,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对我国资源寻求等类型的直接投资产生很大促动。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低下的开采技术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吸引了我国在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大量对外投资,其投资存量占在我国在该洲总投资存量的28.9%19.2%;矿产资源丰富的大洋洲,我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在该洲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57.9%。在制造技术先进、金融业较发达、制度较透明和市场较成熟的北美洲和欧洲,我国在制造业、金融业和商贸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比重较高,分别占在美洲直接投资总存量的23.4%23.3%12.6%,和在欧洲投资总存量的19.2%18.3%9.2%。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对学习型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先进的技术和较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正是发达经济体和免税地区受我国对外投资追捧的重要原因。

(四)企业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低

麦肯锡在中国人才短缺状况的分析中指出,我国对外投资所需的综合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其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需要大约7.5万名有丰富国际投资管理经验的经理人,但目前这类人才存量不足0.6万名。据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世界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排名前10强公司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平均值为93.2%,排名第一的力拓集团员工国际化比率高达99%;同年,我国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排名前10企业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平均值仅为33.9%,排名第一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公司的员工国际化比例也仅为58.8%,位居跨国指数第6位的中国远洋集团的员工国际化比例只有6.2%。我国跨国公司远低于国际平均值的员工国际化水平,对跨国投资进程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CCG2015)统计,即使是海尔和华为两家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高管平均年龄都超过了46岁,其外语、国际经验和对国际新事物的熟悉与接受程度都弱于青年才俊;跨国企业普遍缺少世界级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其汇聚世界一流研发和管理人才的能力不强,加之中国企业人才管理创新缺乏,导致了国际综合型人才与我国企业沟通交流存在不小的阻碍,这是掣肘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提升的重要因素。

(五)东道国社会文化制度差异

社会文化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涉及民族、历史、地理、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不同经济体之间因宗教差别、民族认同、教育水平等不同导致社会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地面对这种差异所带来的摩擦、竞争甚至冲突;而且,这种社会文化制度差异越大,摩擦、竞争或冲突产生的可能性也越大,对外投资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以及协调成本也就越大。比如,2016年中远集团收购雷埃夫斯港67%的股权计划,虽获得政府批准但深陷与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冲突中。因而,如果缺乏有效的彼此沟通和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容忍,社会文化制度的巨大差异往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和行业选择,以及成功进行跨国并购的强大制约因素。进一步地,对跨国公司来讲,雇员在种族、宗教、社会惯习等方面的差异加大了沟通交流障碍,推高了企业内部管理成本。这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反差现象的治理建议

(一)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载体,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为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而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整体水平提升,国际产能合作将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制度层面看,2015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推进产能国际合作,意味着面向全球的产能合作的政策制度已逐步到位。从国际市场看,“一带一路”战略的主旨在于促进开放型经济体制建立,由于沿线各国的资源基础和产业优势各异,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通过国家区域自贸战略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将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行业结构的优化。

(二)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

双边或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对企业跨国行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张,在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这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并促成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达成。当前,WTO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协议已出现不能满足现实跨国经贸投资合作的趋势,不同经济体之间试图以各种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来促成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若我国缺席这个过程或者不有力地影响投资规则的制定,势必会使我国在未来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维护WTO为代表的多边规则基础上,应积极推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升级,发挥APEC、上海合作组织等的作用,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区域经贸合作网络,加强与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经济体展开谈判,力促双边协定成为应对对外投资不利因素的国际法依据。

(三)积极应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

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也对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的获取带来负面影响。对此,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应通过各种协作渠道加强对外宣传,阐明中国和平发展与共赢的理念,减少误解与曲解,借助双边协定和行为规范,明确企业和政府责任,强化投资过程中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企业治理,避免政府直接介入,以多种方式减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比如,通过产业链合作形式取代单一企业投资来应对风险,与优秀跨国企业、东道国本土企业高效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夯实彼此的资金实力,提升技术合作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加强绿地投资来减轻源自制度方面的障碍。

(四)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布局

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构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促进具有技术优势的制造业加快全球布局,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加快我国传统制造业向东盟、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根据东道国的资源、产能和市场因素建立工业合作园区,合理布局合作领域。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与东盟、中西亚和中东欧经济体的合作,推进中印缅孟、中巴、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建设。依托制造业走出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加快全球研发创新与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为我国企业海外拓展提供支持;鼓励企业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搭建国际研发基地和产业基地,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布局不断优化的格局。

(五)建设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交流平台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交流平台建设,强化国际相关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以政府行为为基础,吸引民间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搭建国际投资信息网络平台,面向国内外提供境外投资的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充分发挥大使馆、领事馆、境外媒体记者站等机构对东道国国情的信息搜集,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加强不同来源信息的共享交流,引导国家智库、科研院所和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拓宽研究视野,关注东道国的经济信息和政府执政能力、政党格局与政治态势的分析,以及东道国社会变迁、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提升对外投资相关问题预测与分析能力,为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奠定良好的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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