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帅男*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0）
摘要：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呈波动发展态势，各产业、各区域对外贸易竞争力差异较大。随着贸易摩擦及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我国外向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关税和汇兑成本以及环保成本在不断提升。在成本上涨及贸易环境不稳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体系重构、技术创新乏力以及经济政策不稳加大了外向型企业发展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外向型企业应该从短期、中长期两个方面做好应对。
摘要：贸易摩擦；成本上涨；外向型企业；外部风险
所谓外向型企业指的是建立在国内，以海外市场为主体的企业。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外向型企业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主体力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资源及能源约束的日渐趋紧，外向型企业发展普遍面临着成本升高的局面，低价竞争的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加快推进外向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保证其继续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态势
（一）对外贸易的波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推动下，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加大了我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市场的依赖。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33.9%，外贸对GDP的贡献达到2.5%。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外贸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决定因素。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外贸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16年对外贸易开始受挫，与2015年相比进出口均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5.5%和-7.7%。2017-2018年，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了对外贸易，但由于“一带一路”市场的开拓，外贸有较强的复苏迹象，这两年的进出口规模平均增长了12%，其中进口平均规模增长达15.8%。2019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贸易下降幅度接近4%，出口贸易增长了8.3%。总体而言，我国对外贸易近些年出现的波动性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货物贸易顺差额较大，而服务贸易逆差在减少，这就表明我国外贸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进口规模开始减少，而服务贸易进口减少幅度最大，由此表明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二）对外贸易变化趋势
1.第二产业用电量的下降表明了对外贸易增速的放缓。2019年1-9月，我国社会用电量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5%。其中第二产业下降幅度最大，为3.1%，制造业用电量下降了2.9%。但是服务业、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上涨了10.3%。这些数据表明，工业增长放缓，国民经济整体减速。同时，东部、重庆等省份的用电量下降幅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省份恰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的省份，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量25%的广东省，用电量整体下降2.9%，由此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趋于放缓。
2.我国外贸结构变动较为突出。具体而言：一是贸易种类结构发生改变。一般性贸易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达到了60%，其规模、增幅均高于代工贸易类。二是外贸目标地结构有所优化。我国对欧盟、东盟、日本贸易分别比2018年同期增长了11.3%、11.5%和1.5%，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了接近10%，但对美国贸易下降了将近10%。三是民营企业外贸增速较快，达到了10.3%，在全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提升到41.2%；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额下降1%，在全国外贸总额中比重也有所下降。四是外贸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西部12省份与中部6省份出口增速分别上涨了13.6%和8.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10省份对外贸易增速仅为2.6%。五是出口商品类型日趋多元化。技术密集型商品、劳动密集型商品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同步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技术密集型商品增幅首次突破5%；传统的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增速达7%，比2018年同期高出了0.2%。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结构依然处于波动状态，受到国际市场、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
二、我国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困境
（一）生产经营成本上涨
1.劳动力成本上涨。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人均工资水平增幅明显。具体而言：第一，全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二，高能耗、高污染等传统产业跨区域转移，导致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只能通过涨工资来稳定职工队伍。第三，《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劳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企业需要承担的各类社会保障费用在增加，而且随着工资的上升这些费用也在不断上涨，如最低工资标准、“五险一金”标准及比例、残疾人就业保证金标准等均有所上涨。
2.原材料成本上涨。我国外向型企业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类企业，原材料成本上涨是企业成本上涨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第一，随着环保治理力度的加强，钢铁、塑胶等产业因污染大、能耗高，开始进入了产能调整期，钢材、塑料等产品的产量开始出现下降，在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已是必然。另外，自从我国2018年开始禁止海外固体废物进口以来，原来不少依赖于海外固体废物作为部分工业原料来源的企业不得不另觅原料来源，也加大了原料成本的上涨。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材料的成本上涨。虽然有部分外向型企业寻求替代进口来源地，成本也没有下降。如2019年1-6月，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比2018年同期减少了70.2%，企业为了生产不得不从巴西、阿根廷等国进口大豆，然而这两个大豆不仅损伤率高，而且出油率低，在进口价相同的情况，油料企业成本大约增长了3%。
3.关税及汇兑成本上涨。外向型企业依赖于对外贸易，包括部分原料进口及产品出口。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外向型企业出口关税成本在上涨。我国不少外向型企业的出口市场是美国，美方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加征的关税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外向型企业来承担的。同时我国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采取反制措施，对来自于美国的商品也加征关税，进而也提升了外向型企业的原料成本。另一方面，就汇率而言，过去2年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直接加大了外向型企业汇兑成本。自从201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在贬值，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外向型企业汇兑成本大升。
4.环保成本成本上涨。这部分成本上涨是由国外环保标准变化及国内环保治理加码带来的。一方面，发达国家通常是我国外向型企业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这些国家近些年虽然关税税率有所下降，但技术壁垒明显增强，多是要求进口环境友好型商品，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生产的环保及技术标准，加大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我国近些年来加大环保治理的力度，外向型企业需要缴纳的环保税费也在增加。当前，加工制造类企业需要缴纳的费用繁多，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垃圾或排放物种类繁多，但对应的回收机构存在缺失，导致部分废物回收利用被坐地起价，企业支付的垃圾处理费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向环保部门缴纳各类污染排放方面的税费，并在日常生产中如果被突击环保检查，检查不合格还会面临着巨额罚款。
（二）面临多种外部风险
1.贸易摩擦及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风险。随着中国对外出口量及出口额的不断增长，面临贸易摩擦的风险就在不断增加。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加，迄今为止已有69个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发起过贸易救济调查。这些国家或地区既有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同样也有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如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市场低迷，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外向型企业遭遇到的贸易摩擦及纠纷更多。2017-2018年，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分别遭到了27和28个国家或地区发起的120起、95起“双反”调查，涉及到的金额分别为145.3亿美元和120.1亿美元。从2018年至今，中国遭遇最大的贸易纠纷是中美贸易摩擦，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对两国贸易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双方在长达22个月的谈判中，于2019年12月13日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两国商议暂停关税加征计划，对2019年9月中国输美的12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的关税降到7.5%的水平。客观而言，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对于提升外向型企业出口信心有较大帮助，但未来前景尚难预料。事实上，贸易摩擦的根源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中美贸易摩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也与美国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密切关系。总体看，贸易摩擦、全球贸易环境恶化与经济复苏乏力、投资放缓等有循环累积关系，这必然会加大我国外向型企业发展的风险。
2.技术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风险。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变革，带来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对传统产业产生冲击，如果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结合度较好就能出现较好的结构性改变，如果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结合度较差，其可能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互交错的情况下，各国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外向型企业所依赖的低价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竞争优势也会受到巨大冲击。从长远看，人力资源水平及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能否在新技术革命下取得主导地位的关键要素。但是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对于外方的技术和工艺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吸收、消化，所谓的模仿创新也只是皮毛，并没有学习到外方的核心技术。制约我国外向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不重视科技创新，对技术研发投入较少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外向型企业依赖的低价的人口红利和丰富的资源、能源禀赋，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对于与价值链变化的相关要素没有动态化的认知。低价生产要素竞争优势并不是能够永远维持的，如今在区域、双边贸易协定主导全球贸易格局的情况下，我国外向型企业低价生产要素竞争策略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加快自主技术创新步伐，积极融入到全球技术革命中方是正道。
3.政策不稳定与经济不稳定交错的风险。当前，全球处于大变革时代，特别是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得WTO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区域、双边贸易协定逐渐取代了WTO多边贸易体系，使得全球贸易治理格局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在改变。在这些贸易协定中诸多“毒丸条款”正在冲击类似于中国一样没有被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新兴经济体，恶化了中国对外贸易环境。而通过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国内政策也受到很大冲击，当前各国纷纷抬高投资壁垒，加大了我国外向型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也加大了各国投资政策协调的难度。同时，国内各级政府在对外投资与贸易方面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比如各级政府出台的对外向型企业出口补贴政策及投资支持政策，在很多方面是违背WTO规则的，补贴的专向性较强，导致企业出口投资容易被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政策的不稳定会抑制企业对再生产的投入，自然就会影响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出口和消费。出口、消费及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之间的相互交错，造成了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换言之，政策不稳定与经济不稳定同时交错，相互“促进”，对外向型企业的生产、投资、贸易带来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三、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应对策略
（一）短期应对之策
企业始终是市场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市场要素特别是价格机制是企业进行资源及投入配置的最优选择。短期内，外向型企业会面临着劳动力成本、关税及汇兑成本上涨的压力，在低价竞争优势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机器换人”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具体而言：第一，裁员及减少生产。从2018年至今，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在不断减少。除了少数企业破产倒闭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海外订单的减少，企业不得不裁员、减产，另有部分原因是“机器换人”，调整生产工艺导致的用工人数减少。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需要按照海外市场变化情况，针对生产计划及用人计划作出适当调整，在出口额下降及海外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减产裁员，做到及时止损。第二，在产业链内部进行成本分摊。每一家企业均是某个生产链上的一个点，处于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一个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会波及到整个产业链，会在产业链的各个点、各个环节中传递，能够影响到所有参与到该产业链中的企业、行业。当成本上涨的时候，外向型企业应该立足于自身所处的产业链环节，与上下游企业共同分摊上涨成本。当然，不同的企业分摊成本的机制、方式与能力是不同的，与该企业在产业链所处的位置、技术水平、人力资源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及生产规模等均有关系。比如对于关税成本的上涨，不同企业有不同分摊方式。对于金属制品企业，其处于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位置，此时就可以下游大客户分摊部分成本；对于家用电器企业，其处于最终产品生产商位置，此时可以向经营商或消费者分摊部分成本。
（二）中长期应对之策
1.规范内部管理，降低生产成本。裁员减产并不是解决生产成本上升的长久之计，外向企业要真正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必须要从产品研发环节入手，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来开拓新的市场；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生产效能。由此，一方面，可以加大对生产经营环节的自动化投入力度，实现重复劳动、重复生产环节的“机器换人”进程，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大企业生产及管理的智能化进程，实现数字化、精细化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及提升管理效率。
2.强化技术革新，增强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对于任何企业而言是其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很多外向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外向型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足，产品升级换代进程较慢，对国际最新前沿科技关注不多。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加强产品更新换代以开拓新的市场。当前我国部分制造类外向型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明显增强，2018年该类企业技术研发强度达到了2.83%，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3.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一直以来，我国外向型企业主打低价竞争策略，在技术自主创新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沦为代工类企业，处于跨国公司布局的价值链底端，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因此出口价格也低。在这种情况下，外向型企业特别是代工类外向型企业要延伸自身产业链，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具体而言：一是要向下游延伸产业链，按照市场需要来推动产品更新换代，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二是要逐步嵌入到上游产业链，实现从生产加工到产品研发与设计。外向型企业向上游产业链拓展有一定难度，但在加大研发投入的情况下，不断加大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力度，共建合作研发中心，与它们共享研发及技术资源，是能够实现其向上游链条拓展的。
4.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加速推进生产外移。在低价生产要素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我国外向型企业要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加速全球布局。在这个过程中，外向型企业必须要根据自身出口市场来选定海外投资及生产转移的区域，在区域选择中要认清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当前有很多外向型企业盲目向东南亚转移，尽管东南亚已经嵌入到美日布局的区域自由贸易市场体系之中，但东南亚各国的投资环境欠佳，制度性成本较高，比较适合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但对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而言并非最佳区域。因此，我国外向型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产品优势来选择合适转移及投资区域，比如资本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东欧比转移到东南亚更为有利；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南美比转移到东南亚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