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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挑战与对策

发表于:2020-08-25 14:36 作者:admin

张世军*

(信阳农林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摘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提升各国贸易额及降低贸易成本,同时还能够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影响。在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市场准入成本高、投资政策协调难以及政治风险大是主要挑战。为此,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跨境电商、自贸区、文化软实力来推进“一带一路”供应链、价值链和文化链重构,从而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

近些年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盛行,对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一方面,全球性产能过剩,国际贸易缺乏新的增长点。从2008-2018年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2.7%,随着未来不缺性因素的增多,国际贸易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的推动下,全球贸易体系正在重构,既有的多边贸易规则正在被边缘化,贸易区域性特征日渐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者和主导者,必须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应对逆全球化趋势,在全球贸易体系重构中提升自身话语权。“一带一路”沿线本身就是个巨大市场,2018年沿线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额的13.5%,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极。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影响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最大障碍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制度环境落后。推进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可以减少投资准入的市场限制以及增进投资政策的协调,降低投资及贸易成本。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投资便利化能够提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

一、投资便利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

(一)带动沿线各国贸易额的增长

客观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多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很难在短期之内构建一个需求统一的大市场,不利于产能消化及进口贸易的发展。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可以改善各国的营商环境,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资流入,对贸易伙伴的出口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投资的增加也能够给各国带来就业岗位及民众收入的增加,从而提升各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保障其进口贸易的发展。自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各国的投资力度,特别是通过在沿线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区,从侧面推进投资便利化的发展。截至到2019年6月,中国在沿线各国建立了各类境外经贸合作区及产业园区84个,累计为各国创造了21.5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和24万个就业岗位。通过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及产业园区,来实现投资互惠互通,提升东道国的国民收入,进而带动了各国进口需求。

增加各国的进口是通过投资便利化带来的需求机制所引发的,投资便利化还可以通过其分工机制来促进各国的出口贸易发展。投资的增加可以提升沿线国家的经济产出水平,并能够深化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提升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实现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对于能源、自然丰富的国家而言,外资的引入可以大幅度提升其优势行业的产出水平和效率,加大其能源、资源开采、加工及出口力度。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实施以来,虽然东盟各国的投资壁垒并未完全消除,但投资便利化程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进而使得中国对东盟投资额出现了较大的增长。2018年中国对东盟各国非金融类投资流量达到了100.5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5.2%。在投资的刺激下,双边贸易额在2018年达到了5878.7亿美元,而东盟的出口额接近2000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1.5%。

(二)降低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

投资便利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是阻碍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推进的重要障碍。相较于太平洋、大西洋等海洋国际贸易通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多的是依赖于陆路运输,各国之间基础设施的互通至关重要。同时,陆路运输会涉及到多个不同国家的海关,海关通关过程的互通也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投资便利化就是强化互联互通机制来降低贸易的制度成本及运输成本。在中国企业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接纳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占到了50%左右。通过中国企业的参与能够从根本上为沿线各国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机制,进而有助于促进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贸易成本。

(三)帮助沿线国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如今,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势头明显,降低了各国进出口贸易水平,也弱化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比较优势。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在多边贸易格局及治理体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分工及贸易合作关系失去了存在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被边缘化。为此,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来强化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为沿线区域构建新型贸易体系打下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其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半数以上。而在中国签署的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协定当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占到了半数以上,这就说明中国利用自身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优势将沿线各国纳入到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通过投资便利化建设强化了这一趋势,避免了沿线国家被边缘化的危险,让各国贸易投资更加顺畅。

二、“一带一路”沿线推进投资便利化的挑战

(一)投资准入成本高

1.投融资体系不完善。推进投资便利化首要障碍就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体系不完善、资金缺口大且融资成本高。大部分国家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难以为投资提供足够的本地化融资支撑。沿线各国基础设施落后,改善基础设施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多数是依赖于国际贷款。来自于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贷款往往有着苛刻的政治条件,对沿线国家的金融安全有一定威胁。而且,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贷款金额有限,无法解决资金缺口大的问题。资金不足更是限制了各国投资的需求,导致各国陷入了一个资金不足-无法吸引外资的恶性循环怪圈之中,导致投资便利化对贸易、投资发展的促进作用无法彰显。

2.市场准入限制较多。“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多数位居内陆,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各国经济开放度较低,很多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2019年5月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显示,在沿线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卡塔尔、格鲁吉亚等少数几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较高。其他国家的市场准入壁垒较高,特别是俄罗斯、伊朗、埃及、泰国等国家经济开放度排名均在全球100之外。这就表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导致受到较大限制,只能是在少数行业、少数领域中开展,无法建立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工合作体系。同时,少数行业的开放会导致外资的过度进入,从而也降低了外资投资收益,最终也会导致这些开放的行业对外资失去了吸引力。

3.营商环境较差。“一带一路”少数国家比较注重营商环境建设,营商环境、行政效率及行政透明度在全球均名列前茅,如新加坡、马其顿等国。而大部分国家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均比较靠后,如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及中亚各国。营商环境较差包括多个方面,一是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审批环节过多过长,无形提升了投资的机会成本;二是国家政策透明度低及政府腐败,无法为外资投资提供预期的收益评估,降低了外来投资者信心并为市场营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沿线国家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

(二)投资政策协调难度大

1.海关制度多样及信息互通不足。海关制度多样化及信息互通不足,大大提升了通关成本。“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多依靠陆路,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陆路运输效率的关键。然而,基础设施不仅是交通硬件的完善,还包括制度体系的完善,其中通关制度的互联互通极为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通关效率是决定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沿线各国海关管理制度各异较大,检验检疫标准及技术壁垒各异,进出口政策及数据也无法实现共享,大大降低了通关效率并加大了进出口成本。同时,因为海关监管的差异,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遭受的待遇也不相同,容易加剧贸易冲突,难以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自然也就提升了投资的成本并降低了投资的收益。

2.投资政策协调机制缺位。中国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内出台了很多政策与措施来促进沿线国家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然而,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开放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投资政策无法协调。当前政策协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来解决投资壁垒及争端,加大了政策协调的成本。此外,投资便利化协定是基于区域或双边谈判制定的,在沿线区域没有统一的原则及规则,各国按照谈判结果来确立便利化的程度。这种双边或区域的便利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便利化,容易诱发投资规则的不公平而导致投资争端。因“一带一路”建设没有一个核心协调机制,沿线国家基于自身利益打造区域性贸易投资体系,使得不同标准的贸易投资区域并存,如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自贸区等,进一步加剧了投资政策协调的难度。

3.制度与文明冲突影响互联互通效果。与文化相对统一的北美自贸区、欧盟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多元,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宗教问题复杂,由此衍生了制度差异化明显的各类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文化、制度冲突与宗教、民族冲突并存。这种文化和制度上的巨大隔阂,难以保障投资便利化规则的推进,甚至会引发投资和贸易的冲突。因此,在制度和文化差异巨大的环境中,如何保证投资贸易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在这方面要发挥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势,最大限度减少各国制度、文化冲突,为投资便利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

1.政治风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纷争不断,导致很多国家政局不稳,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当前中亚、南亚、西亚各国均存在较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极端势力猖獗。同时,地缘政治导致的冲突也时刻威胁着区域的稳定和安全,这无疑不利于构建一个长期化、便利化的投资环境。除此之外,因沿线国家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部分国家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同样不利于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如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很多投资因为民众反对而被终止,给中国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有的国家政客甚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特别审查,甚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撤销投资协议。这些不守国际通行规则的行为,对投资便利化的推进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2.大国博弈的影响。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前提,必须要求沿线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区域合作的整体。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为资源、能源丰富,容易成为大国的博弈之地。“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利益均势的一种打破,对其在亚太地区战略有一定影响;对俄罗斯在中亚、东欧的战略布局同样也有影响。美国一直对“一带一路”战略持敌视态度,认为沿线国家负债率持续走高是中国金融输出及资本输出的结果。俄罗斯在独联体经贸区、欧亚经济联盟中所提出的经济战略,特别是投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主张投资便利化也有较大冲突。

三、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主要对策

(一)依托跨境电商重构“一带一路”供应链来实现投资便利化

因沿线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准入成本高,传统贸易投资方式难以激发市场需求及深化产业分工,可以通过跨境电商作为切入口,重构沿线国家的供应链体系来实现投资便利化。具体而言:第一,基于大数据分析,国内大型电子商务企业针对沿线各国的消费习惯及偏好,开发适合于各国的B2B和B2C购物平台,为沿线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中间品及其他商品,并在物流条件相对较好的国家建立海外仓和物流供应体系,实现精确配送和运输。如此在实现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还可以为沿线其他国家搭建一个贸易供应链条。第二,国内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可以在沿线各国建立贸易批发企业,通过相应的跨境电商平台来采购这些国家的原材料,进而降低传统原材料采购的成本,在促进各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降低了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贸易成本。第三,基于沿线国家供应量资金不足问题,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可以引入金融供应链为其供应商提供融资支撑,进而稳固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作关系。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沿线国家构建供应链是自发的市场行为,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资源配置过程及商品流动方向。与此同时,在构建供应链过程中,发挥了东道国企业的信息、资本和技术优势,进而可以避免市场准入的限制,能够在短期内激发大量的投资需求。基于跨境电商供应链体系构建中的资源配置行为,为沿线国家带来投资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深化产业分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准入成本高的问题。

(二)依托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价值链来实现投资便利化

鉴于沿线国家投资政策协调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协调推进。投资政策协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分工及贸易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然而,仅凭市场机制无法保障竞争的有序性和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在政策协调过程中,需要各国政府加强沟通及对接,通过重构价值链来促进投资便利化。具体而言:第一,中国要发挥主导作用,扩大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帮助部分国家完善金融市场,从而改善各国的营商环境,为重构价值链提供制度支持。第二,中国应该与沿线各国加强沟通和协商,构建更加合理的产业内、产业间分工体系。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同时还可以转移部分产能帮助这些国家重构产业体系。中国可以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帮助它们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第三,利用现有“一带一路”现有的自贸区体系,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一带一路”自贸区。当前沿线区域内存在多个标准各异的自贸区,如东盟自贸区、欧亚经济联盟等,然而各个自贸区的市场准入标准、投资便利化程度差异较大。中国在尊重现有自贸区体系基础上,联合“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加强谈判,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实现投资便利化。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大型市场,一旦自贸区建设成功,必然会成为北美、欧盟贸易区之外全球第三大自贸区。在自贸区建设中要推进投资便利化规则、平台及协作机制的完善,制定统一的投资指导规则及投资便利化协议,就投资争端建立磋商机制及解决机制,最终为各国多元化投资搭建一个合作平台,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互联互通。

(三)依托文化软实力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链来推进投资便利化

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宗教、民族冲突,甚至是政局不稳,在根源上均是文化冲突。要消除沿线区域的不稳定因素及各类政治风险,必须要建立有助于投资便利化的国际合作机制,通过文化软实力来建设沿线文化链是消解文化冲突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第一,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文化输出,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及利益诉求,尊重各国多元的文化差异及传统,树立求同存异的原则,实现和而不同。第二,建立文化链要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民间团体交流沟通功能,特别要鼓励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间的交流,实现文化的理解与包容。第三,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在贸易投资中要充分尊重各国文化、习俗与宗教传统,积极推进经营及投资本土化来消除部分国家民众的偏见与误解。

文化链的建设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各国之间的文化冲突,有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加强区域一体化进程基础上,才能实现投资便利化规则的构建。随着“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及贸易体系的形成,大国之间的博弈可能会比之前更加强烈。因此中国推进文化链建设中,要以贸易投资为基础,在贸易投资中寻求合作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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